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1-0105-05 这里所言的“后新时期”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时间概念，开始于1985年。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城市性”，残存的农耕生活的遗迹迅即被崭新的事物所占据。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我们的智慧，借助工业文明的力量，使城市的外部面貌和内部结构都得到了改进和更新。伴随着物质世界的进步，人的观念意识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后新时期城市小说也跨出了自己的步伐。与新时期（狭义上的）城市小说相比，无论是在小说的精神内涵上还是在文体上，抑或在小说的技术层面上，都有了显著的改观。自然，在情感模式上也有了本质的不同。 然而城市人就像创造了那个科学怪人的青年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一样，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用自己的双手把没有生命的物体制作成一个可以活动的人形怪物时，对方却陡然从手术台上坐起，要杀死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城市在给人带来蓬勃希望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题，人们越来越感到被这些身外之物所吞噬，慢慢失去自我与个性，成为弗洛姆所说的“一粒尘埃”[1](P176)。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不无睿智地指出了文明时代的根本症结所在：“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个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反对社会的、历史习惯的、生活的、外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反对完全改变原始人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必须进行的那种斗争”[2](P258)。在弗兰肯斯坦式怪人的威胁和重压之下，要想保留作为人本身所固有的东西，除了奋起抗争，别无他途。因此，反抗城市作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实体中有悖人性的地方，就成了在工业文明庇护下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重要的文化选择。后新时期有相当多一部分城市小说就是直接以此为圭臬缔造小说的情感模式的；也有一些是把反抗城市这一命题经过改装和引申后，再加以生发的。但即使经过置换，也依然能找出反抗城市这一具有一定宽泛性的情感模式的影子。 变型一：走出城市社会 “社会”这个词在此有特殊的含义，与日常所说的社会一词有交叉的地方但又绝非同一意义，它指的是城市中存有的文化精神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传统等“软性”的事物。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认为城市并不仅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体”或者“社会设施的聚合体”，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的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简单聚集”。他强调道：“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3](P1)本文所言的社会即是城市的富有传统意味的心理状态。走出城市社会，就是要走出城市中“各种礼俗和传统”所构成的怪圈，挣脱束缚在城市人身上的早已有之但浑然不觉的沉重的枷锁，争取获得个人存在的独特性。 城市社会的形成，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城市人的礼俗习惯和文化精神积淀而成的。作为城市人前进途中一条具有惯性的轨迹，它的加速度越来越大，随着它慢慢成熟，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死硬的训诫，深深影响着人的思维习惯、处事原则和生活方式。因其无法避免的惰性，它不能迅速调整自身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文化精神的诞生和进步，所以，城市社会就受到代表新生力量和最具叛逆性的城市青年的反抗。走出城市社会，显示自我与流俗的不同，往往成为一代青年的追求。 意欲走出城市的心理状态使人的个性与城市社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结果便呈现出一个奇特的景观：现实中的屈服或文化中的反抗——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小说的反抗。如果导入精神分析学的话，我们便会看到，现代社会作为父权社会的延续，在各个领域都有高大的父亲形象巍然屹立，无数的父亲操纵和控制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开关和键钮，他们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借助自己已经取得的霸主地位向人们发号施令，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一切。60年代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约翰·韦恩在欧美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在小说里塑造了很多反抗传统的“愤怒的青年”的形象，其中一部小说的名字就叫《打死父亲》。“弑父”是人子走向成熟的开始。而在我国后新时期小说中，陈建功的《鬈毛》便演绎出了一幅“弑父”的图画。报社总编的儿子卢森高考落榜后在家待业，他不愿接受父亲的恩赐，到电视台工作，而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按自己的“活法”活。他丝毫不理会父亲要他剪去一头长长的鬈毛的要求，可当朋友盖儿爷让他去安慰自己寂寞的父亲时，他却心甘情愿地叫老头子剃成了“傻青”。他的这些有悖常情的举动，就是为了反抗父亲的权威，反抗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不愿意堕落成为父亲“裤裆里的那个玩艺儿”，勇敢地走出了城市社会的阴影笼罩之下。 在另一些小说里奇怪地出现了父亲形象的空缺，比如《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但父亲形象的缺失并不等于城市社会的亏空，它那稠密的礼俗和传统之网，像地球仪上纵横交错的经纬线一样箍在人们的头上。《你别无选择》里李鸣、森森、孟野面对着“大谈风纪问题”的贾教授和其所象征的“深蓝涤卡中山装”、“古典音乐”等正统思想的扼抑，誓不低头，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独特的抗争。李鸣坚持退学，森森在不停的追求“我自己的力度，我自己的风格”，孟野则“有一种永远渴望超越自身的永不满足的追求”，他们都在城市社会的蛛网中反抗着冲撞着。《无主题变奏》里“我”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生活不是有主题的，而是无主题变奏，他反对庸俗的社会观念，反对常人眼里正常的生活方式，他以孤独的勇气一次次拒绝了他爱得很深的女友为他谋得的进身之阶，如上大学，请人指点写作窍门等，以至最终失去了她。他以在酒店当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为乐，干着别人认为没有出息的工作，只是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与这些有些退守的反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刘毅然的《摇滚青年》中的“我”的行为，他的反抗更为直接也更为激烈。他不愿跳单位里分派给他跳的那种一点也不能激起热情的程式化的海鸥舞，只喜欢跳能自由发挥个性与创造力的霹雳舞，为此他愤而辞职，即使失去心爱的女友，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心和选择。反抗城市、走出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刘西鸿在《你不可改变我》中，大胆地让只有16岁的少女孔令凯，面对长辈的说教，社会习俗的压迫，喊出了“你不可改变我”的口号。她放弃高考去做模特儿，抽烟、戒烟，失败、成功，肆无忌惮地按自己的思路生活，她的爽直率真，敢想敢干，不畏人言，都显示了她那不可替代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