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相对以往四十年，晚近十余年来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变化，是面临了显而易见的限制。在此之前，文学批评在中国表现为或者说被怂恿着成为一种无限扩张的话语形态，一度远远跨越文学的边界，代行或被利用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即便在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在从意识形态层面大步后撤之后，仍然在一般思想文化领域承担重要的载体功能，许多非文学的观念变革竟然也是由文学批评发起。这一局面现在看来是彻底完结了。如今文学批评的声音，很少传到文坛以外，纵是在文学内部，文学批评的声音被忽视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这谈不上是好事或坏事、进步或退步。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文学批评更接近于它本来的位置了。 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竟然也有几乎没有改变或实质上没有改变的一面。 首先一点，是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由于长期错位的历史，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在一种被剥夺了自足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表面上看，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是，无所不能，实质却成了话语空壳，成了一种“壳资源”。在人们心目中，文学批评不具真正的专业性，而是一块公共领域，只要需要，它就可以为任何意志目的服务，成为其方便的工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批评不单产生过姚文元那样的政治野心家，而且演变成一种广泛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文革”中的大字报把文学批评强行推广到千家万户，直到后期的“评《水浒》”，文学批评实际上充当了那个时代最为持久的戏仿式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这种格局下，文学批评家被置于极高的地位，一个解读并掌握了当时的威权所赋予文学批评的要点的人，将赢得敬畏、职位甚至相当高的权力。但在这显赫的背后掩盖着的，恰恰是文学批评自身的合法性的取消。随着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威权本身的动摇和解构，作为其附庸的文学批评很快沦为最缺乏信誉和严肃性的存在物，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事件，如对俞平伯《红楼梦》思想的评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对丁玲的批判、《海瑞罢官》批判、“黑八论”批判……等等，被揭露出充斥着谎言、骗局、背弃和投机。“文革”后，尽管文学批评在20世纪八十年代力图恢复它在公众心目中的真实性，但道德上的疑点却仿佛已刻在人们心灵深处；从作家到一般读者，几乎都不给予文学批评以真正的尊重，读者宁肯相信媒体的商业化炒作，也不听取批评家的见解，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态度则变得十分油滑世故，他们之于批评仅限于功利地利用它最后一点价值，即利用批评使自己在文学界内部站稳脚跟，而一旦达到目的成为享誉社会的人物以后，往往毫不留情地过河拆桥，甚至十分轻慢地嘲笑文学批评——实际上，不要说大红大紫之辈，即便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对批评家也是当面奉承背后鄙夷。批评家常为此感到羞恼，视为个人名誉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不敬之意与其说针对批评家个人，不如说根自于对文学批评这一职业的轻蔑，而其责任并不能由批评家个人承受。职业性的贬低是中国文学批评最严重和最需要摆脱的困境，我们注意到，这种职业性的缺陷不单单使过去的批评史充满被人质疑的问题，而且也暗中影响到当下一部分批评家对自己职业的态度，这种态度多多少少有点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的消极感。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表面上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批评家在工作中愈来愈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性情，轻则苟且、重则以批评为交易，从而进一步削弱着自己的形象。然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并不是所谓批评家的“道德”的沦失，而来自于批评史对批评家心理的磨损和销蚀，使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看不到值得坚守的原则、理念和荣誉感。 其次的方面，是文学批评的理性问题。它与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但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如果文学批评未能形成其独立的专业化和学术化意识，它只能充满随意性，当涉及探讨和争论时，这种随意性几乎必然地会演变为无度的渲泄、谩骂、诋毁。我们看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被这种恶意所充斥，在观点分歧的时候，对自己观点的捍卫往往是以对对方观点的不尊重、缺乏诚意甚至十足的语言暴力加以贯彻的。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文学批评对理性的践踏，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怂恿和鼓励，其粗暴程度不言而喻，问题是，“文革”以后当意识形态威权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已大为缓解时，文学批评仍然不能摆脱渲泄式的表达。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二三年左右可能稍好一些（但依然有继续成功地运用“施暴”批评方式制造“事端”的例子），到20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近五年来，批评界的非理性倾向又呈变本加厉之势。一味以骂为能事的“口水批评”愈演愈烈，无论于人于事于作品，一旦不合己意，辄骂倒了事。即便尚未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也有很多论者全无疑义相析之心，唯有耻笑挖苦之能，似乎批评一物，不是为求知明理而设，只是供给人一个出气筒。以问题为本、慎于思考、沉静以言的批评不是没有，但跟率尔雄断、强作悍论的情形相比，声音微弱得多；在后者当中，我也曾见过就其设论而言非无价值的例子，但不解何故，偏不能持论端方、条分缕析、平心静气，必一逞桀狂嚣叫之态方快彼意！曩者，于此类现象，我多以为系个人心态浮躁所致，后又将其归咎于过去多年崇尚暴力倾向的结果；近来再思，则感到与上述二种因素虽不可谓无关，但根子却不在这里，根子理当是当代文学批评从未被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规范。任何人，把脚踏入批评之前，并不知道从事这一工作有何规则可言；只要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可以毫无廉耻地抬轿子、说空话假话、粉饰吹嘘，也可以霸道蛮横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栽罪诬陷、党同伐异。当代文学批评不是在治学的概念下建立起来的，却是一种危机的产物：既有权力的危机，也有思想的危机，人们聚集起全部注意力来实现两个目的——防止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并尽可能给对手制造危机，控制风险和审时度势的警觉挤占了批评家的大半心灵，这让他们反复无常、性情乖戾，并总是把着眼点放到批评的外部效果上，比如说，是否在某种局面里掌握了主动、是否能够把事态导向一种戏剧性、是否有足够的敏捷以抢得先机、是否善于以进攻来保护自己……很大程度上，在我们这里批评成为一种谋略类游戏，手段远远压倒目的，不单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许多时候甚至根本无从谈起目的而只有手段的表演和较量。我无意声称文学批评必须四平八稳，我愿意看到批评从观点到表达方式上的充分的多样性；但是，这跟取消批评的理性内核、剥夺批评的建构性完全是两码事。而坦率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最不容易看到的，正是建构性。前三十年除了至今难解的恩恩怨怨外，文学批评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被历史传承下去的真命题；后二十年固然形成了某些有探讨价值的命题，却又被口水弄得污七八糟。有些人神经脆弱了些，似乎像鲁迅的再评价之类问题提不得，一提就大逆不道，对此我倒并不以为然，我觉得再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成为批评的对象，但是它的讨论方式和结果必须是建设性的，可以明晰的，也是为不同观点者的论辩与反驳留下余地和条理的，但目前许多问题显然不是这样提出来，发难者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讨论，是为了泄忿，让自己的观点不求逻辑地直接成为论断。类似的情形绝非少数，却见于几乎所有的焦点论题。在中国，从来没有提出过从事批评的“资格”问题，好像不拘是谁，只要心血来潮，都自动取得这种“资格”——这显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