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30年来，钱谷融先生高标“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痴心不改。当年，他写《论“文学是人学”》，使了一个障眼法，说这个提法是高尔基的，时过境迁，经过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个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的。今天，我们请钱先生重谈这个话题，是想让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殷国明：钱先生，您最近在谈到当代文学创作时强调，一个伟大作家，首先要有一颗博大的心，并且再一次提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这能不能说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拥有这种博大心灵的基础？ 钱谷融：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观念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为发端的。我们可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为证来充分证明这一点。例如，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等，就是十分鲜明的例子。无怪乎茅盾就曾说过：人的发明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目标郁达夫则以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连鲁迅也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弹指七十年过去了，但我们现在是否就能认为人道主义文学在中国已经成熟发展了呢？只要了解中国现当代的历次文学论争，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对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人道主义文学观，既强调对人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也强调人本身的个性意识。它既是一种理论观点，也是一种文学精神，但不管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精神，它都试图将文学的存在与人类的生活感受和心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合二而一的崇高境界。我认为这是文学永恒的基本所在。如果从中国的整体文化方面来考察，那么，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还鲜明地具有一种革命意义，这就是它突出的现代启蒙性质。这是“五四”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扬，同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人道主义文学在当代无疑扮演了一个革命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更没有理由说它是保守的。 殷国明：我记得这也是《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种基本思想。 钱谷融：没错，不过当时主要围绕着作家世界观问题展开的，我的观点是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很大，它与创作方法并不矛盾。显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但所谓世界观，是人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在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不是全部世界观中的每一种观点都起着同等的作用，而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殷国明：对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讨论，现在看来，当时主要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实际上是要在指导思想上统一划归，解决“立场”问题，结果仍然是作家评论家思想独立性的丧失。 钱谷融：也许在回顾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当时首先考虑到的是文学的生命力。因为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大师都无不尊重人，他们的作品中无不闪烁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彩，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何解释他们作品所显示出的伟大艺术力量呢？光从阶级立场出发，不仅说不清楚，而且会自相矛盾，而过去，都是根据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认为是他们的先进的创作方法突破了他们的落后的世界观，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这种解释总不能十分令人信服。 殷国明：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用一种思想教条解释一切，总会给人一种机械的感觉，这时候文学作品好像也成了说明某种思想教条的工具了，如果符合了，那就是“充分说明”某公式教条的正确性，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作家作品的“局限性”，这种文学批评总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钱谷融：当然，我们说过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他一定是充分尊重这个人的个性的，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是非爱憎之感来描写这个人物他可以在他的描写中表示他对这个人物的赞扬或是贬责，肯定或是否定正像在生活中，他可以通过自己对一个人的评价来介绍这个人一样。但他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的人物身上去，强使他的人物来屈从自己的意志。在生活中是如此，在作品中也是如此。这样一说，所谓“熟悉并尊重艺术的这种规律性”，其实是应该说做“熟悉并且尊重他的人物的个性”的！所以，这里，重要的倒是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态度，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评价。面对人物的态度问题、评价问题，就在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不如说是作家的美学理想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了。所以，我们与其把托尔斯泰之所以由原来的想贬责安娜，终于变成同情安娜，赞扬安娜，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做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更容易理解些。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怎么能对安娜这样的女子，对于安娜这样的遭遇，不深深地寄予同情而反加以贬责呢？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是托尔斯泰对不幸的安娜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战胜了他在妇女问题上和家庭问题上的反动思想的。 殷国明：您如此推崇人道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您是否当时就考虑到自己过分推崇了人道主义，过高估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