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冤狱，从1955年“揭露”、“肃清”起，到1981年平反止，长达二十六年。一个人能做事的有效生命，一生（人只有一生）不过五十年，二十六年却占去了一大半。受到株连的还有子女亲属，他们也都不得不在沉重的政治阴影下压抑苟活。本来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错案，正因为子虚乌有，更加受到逼讯拷供，精神和肉体都受到非一般犯人的折磨。读一读《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中那些血泪斑斑的记实，就可见一般。有的“瘦死”狱中（阿垅），有的得了神经病（路翎），真是惨不忍睹。当然，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平反，令人欣慰，不能不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对此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有不少惊叹号、问号，需要反思解答。落实平反也不是都如想象的那样认真爽快。 这使我想起化铁。我不认识本人，但知道他——是“七月”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路翎在给他信上都称他“小刘”。但他的那首气势昂然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令人瞩目难忘。他年轻，经历单纯，解放后参军一直在一个保密性质的军事单位作技术工作，估计他不至于遭遇太惨，肯定早已平反，希望看到他有新作。一次开会的机会，与绿原同志同桌进餐，闲谈中便向他问起化铁（他曾写过《给化铁》的小诗，诗中写他们“两个世界的公民”，“用一顶草帽做雨伞”，在“腥红惨绿的”重庆马路上，作心旅远行的徘徊，而受到警察的盘问干涉），他的回答却令我吃惊：胡风冤案平反后一直未能打听到化铁的下落，很久以后才知道，他被开除军籍后仍在“下放”劳动改造的某城市菜市场卖菜，他本人竟不知道平反！听后，一顿饭菜变了味。不久前我从《我与胡风》一书中看到化铁写的《逆温层下》，才知道他的遭遇远比想象的凄惨，不过侥幸逃出死亡，连一个卖菜的工作也没有。流落在南京有名的城南棚户区，靠做各种一般人不愿做的苦工糊口。 而且，对“反革命”的冤案只是从政治上取消了误断，至于其它，特别是导致冤狱的文艺问题，也就是胡风文艺思想是非黑白，留给了文艺界来讨论评价。但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一直停留在从政治上辩驳“不是”什么；缺少从艺术上论证“是”什么。路翎经过劫难，当年的风彩荡然无存，目光痴呆，说话木讷。他并没有忘了自己是一个作家，还在写作，但与从前已面目全非，再不是以前的路翎。他最后几年完成了几部长篇，编辑看到稿件后，“先是兴奋：路翎又写东西了！继而是疑惑：这是路翎写的吗？最后是失望和叹息：唉，一代天才……”胡风到底是“鲠直”、“有为的”（鲁迅语）强者，历经磨难，精神面貌未减当年。路翎恢复自由后，远在四川的胡风得消息后，指派儿子带上礼物，代表他诚心诚意地去看望慰问。他切切嘱咐：“要帮助把他的血液温暖过来，把他的灵魂唤回来。”（注：朱珩青著《名家简传书系·路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可惜胡风未等到路翎血液被温暖过来，就去世了。他也未能等到路翎的《战争，为了和平》出版。如果他不知道或没有看过这部长篇，在他恐怕是终生最大的遗憾。随后，路翎也带着没有温暖过来的血液，化碧九泉。不论是去世人，还是健在者，他们虽然已从政治冤狱中复苏，但他们的艺术灵魂或生命，尚未完全从长期放逐中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安魂归宿。 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文革”前出版的不用说，“文革”后80年代出版的新著或旧著修改本，据我所见，除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七月派小说”一章中涉及有关问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其他依仍其旧，基本是批判性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本来原版对胡风、冯雪峰都有不少肯定的评述，援引，是符合他们在新文学史上实际地位的，而1982年再版的修订本，却增加了不少相反的内容，可惜这方面应该保留的内容却消失了。1980年12月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公认严谨，论述客观稳妥，没有断章取义，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流弊。例如对《论主观》，不因其已成众矢之的而抹煞其一切，肯定地指出“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指出“论争的部分文章带有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点，相互交锋中具体分析和针对性不够强”等。特别是指出后来把胡风等人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的道路视为畏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切中时弊的。不过，还应该如实补充一句：最后严重后果是导致铸成政治冤案，而且并非胡风一例。前有王实味因《野百合花》而成为“托派”，后有因“鸣放”而成的“右派”，以及“再批判”、“文艺黑线”等，都是混淆了文艺与政治的界限。其总的立论不能不受当时政治环境和主导思想观点的制约，对于胡风文艺思想难免先有定见，论证中同样有巧取对方文句得出并不符合对方原意或全意的结论，例如这样的结论：“胡风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谓‘自我扩张’看作‘艺术创造的源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经典文献关于“源泉”问题的论述，那么，胡风就难免蓄意对抗之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胡风确实强调文学创作中作者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斗争”，也就是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同时还强调现实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强调的是主客体的统一，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为的是“使文艺底的认识对象更广茂更凸出，创作底追求力更能够向人生更深地突进”，两者的关系是“相生相克”。他是在上述意义上得出“创作的源泉”结论的。原话是：“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此言没有什么不妥。何况关于“创造的源泉”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旧的人生的衰亡及其在衰亡过程上的挣扎和苦恼，新的人生底生长及其在生长过程上的欢乐和艰辛，从这里，伟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从这里，伟大的文艺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这里的“源泉”不正是经典文献中“源泉”的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