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期《天涯》上，刊载了陈思和先生的《就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这是一篇对话体的独白，从介绍情况的形式表述了陈先生对这场论争的归纳，并阐释了作者的见解。我一向认为，作为“热门话题”的“人文精神”论争，争不了多久就会偃旗息鼓，但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探究，则有可能在较小范围内，以较冷静认真的态度持续下去。陈思和这篇“对话”可以看作后者的一个开端，所以不揣冒昧，插几句话。 按通常的说法，这个命题最初是由几位青年学者提出来的。我不是学者，也不在任何圈子里，一切信息皆得自阅读范围极其有限的书刊报纸。据我的印象，这些学者都是搞文学研究的，至少是以搞文学研究的学者为主，所以这个命题较少从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角度得到阐述。随后，当它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时候，参加进来七嘴八舌的，多数也是与文学有关的人，包括搞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学者，有些学问的作家，和像我这种没什么学问的文学写作者。这显然是个很大的局限。作为热门话题，谁来说，怎么说都无妨，反正大家说完了各自走散。若是作为学术命题来探究，“人文精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文学命题。 不知道学者们自己怎么想，若按我看，既然是学者，在提出一个你认为是很重要的命题时，就该有必要的治学精神，或者说与该命题的重要性相适应的严谨性和严密性。对于命题的核心概念——“人文精神”，就该给出它的定义，界定其内涵和外延。而在此后的探究（讨论、争论）过程中，如果觉得有必要修改订正，就应声明这修改订正，否则，则应保持概念使用的一贯性。这大概是一项普遍适用的规则吧。 很可惜，“人文精神”提出伊始，恰恰缺少了这一条。直白地讲，几位学者在反复强调提倡“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之余，却未能说清楚他们提倡的这个精神究竟是什么。退一步讲，即便仓促之间来及不给出科学严谨的定义，哪怕做个粗略的界定也好，可惜连这个也没有。这就不能怪别人望文生义了。我认为，这个专业性的学术命题，转眼之间便“堕落”为一个通俗性的热门话题，原因恐怕即在于此。 这可不行。你提倡一个东西，又说不清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让别人怎么想？别人想了半天，讲了半天，你又说你不是那个意思，能有什么结果？ 陈思和先生的“对话”，在这方面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尤其是写于1995年8月的部分，比写于1994年9月的部分，显示了较为自觉的努力。但是这种自觉性还不够彻底。如果我的猜测大体不错，很可能陈先生已经看出讲清那个“究竟是什么”的必要性，同时又觉得这是个讲不清或很难讲清的问题。在后一部分里，他主要使用排他式表述，有针对性地澄清误解，亦即什么（如对王朔的评价）不是他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的本意。他或许想以此维护曾在前一部分做过的较为正面的阐述。然而那是一个透着几分无奈的、并不清晰的阐述。 “在现阶段的中国，只要不是装糊涂，身处其文化环境中人大概都会明白我们倡导的人文精神是什么？”这儿的“大概”就是一种无奈，而“只要不是装糊涂”更是无奈的判断。说到底，现阶段的中国的文化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公认判断，或者说其判断往往因人而易的环境。 在这段话前面，陈思和先生说，“知识分子的实践过程就是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人文精神终究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一种外在于知识分子实践的人文精神完美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我认为这倒不失为一种主张，虽说是一种回避给概念下定义的主张，却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先实践再总结的主张。先把“人文精神”当作一个模糊的、难以言传但尚可意会的目标，大家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实践，再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其内涵，轮廓其外延，同时不断加以修改订正。问题是这样一个模糊的目标，很可能没有多大号召力，而实践亦可能杂乱无章，难以归纳总结。所以陈思和先生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一个类似定义的精神：“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这当然不能算定义；它过于简单空泛，亦不够严谨慎密。不过有它就比没有好，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出发点。可是陈思和先生自己又显得太没有自信，紧接着便说：“这一切本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答案的。”然而，“人文精神”却是一个现成的词语，并且具有现成的、确定的释义。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在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它，应该给它增添新条件下的新内容，去掉某些过时的旧内容，但是这种增减都必须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不违背原有的总体精神。既然选择了一个现成的词语，就得接受必要的约束。否则，还是用个新词语更恰当。 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方便而滥用既有词语，也不宜进行望文生义的延伸或假借。那有违治学的严谨，倒是迹近信口开河了。 而“人文精神”的提出，本身就是严肃的，是有所为而发，或者说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陈思和先生说：“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垮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后，在人的精神方面出现了巨大空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以后一系列逻辑推论的出发点和前提，但这个前提远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恰恰倒是很需要论证的。传统的价值观念真的被冲垮了吗？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那么容易被冲垮吗？而在“人的精神方面”，究竟是用“巨大空白”来描述，还是用诸如“芜杂”、“多元加混乱”、“失去信仰和权威”等并不空白的状语来描述更确切？更重要的是，不管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它都绝然不是“商品经济大潮”造成的。中国的社会还远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何来“大潮”？这个问题相当无情地暴露了我国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弱点：不了解社会，对构成社会一个重要方面的经济亦所知甚少。经济学家会告诉我们，商品这东西古已有之，从有货币算起，有几千年了。但一个社会要成为商品经济社会，则必须使商品量占社会总生产量的比例到一定标准，而中国目前距这个标准还差一截。所谓“商品经济大潮”不过是又一个通俗性的热门话题，拿不到学术探究的桌面上来。在现阶段的中国，不论发生了什么好事或坏事，都不是商品经济的功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