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似乎只有“文学死了”、“文学理论死了”这样的石破天惊之语才能使沉闷的文学理论界兴奋起来，在一部分人狂喜莫名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愤怒不已。叫嚣了一阵之后，此类曾经惊心动魄的口号本身也已经疲软和衰竭了，好像“死了”也已经死了。 “死了”已经死了，但思考却没有死。相反，在“死了”已经死了的语境中，真正的思考才刚开始。 一、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研究 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这个世纪（特别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大师，诸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雷蒙·威廉斯、阿尔都塞、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布迪厄、德里达、哈贝马斯等。这些人及其研究根本无法划归到传统的学科中去：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社会理论（家）……都是，也都不是。如果一定要说出他们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从事理论研究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理论家，都意识到并深入探究了人类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审美活动乃至人类存在本身、现实世界本身、人性本身的建构性质，以及语言在这种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都具有突出的反思精神。 理论的时代是怎么诞生的？乔纳森·卡勒在其《理论的文学性》一文中，对此作了回顾。卡勒写道：在20世纪60年代，“理论”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当时的语言论转向以及结构主义的兴起紧密相关，当时所谓“理论”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据称将适用于一切，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它“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的社会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①。卡勒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20世纪理论运动的主旨，即把语言学模式引入各学科的研究中，并借此反思各学科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存在的问题，它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语言在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使我们告别本质主义，走向建构主义，并具有了比以前更加强烈、自觉的反思意识。因此，语言问题成为所有理论家、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由于文学是所谓“语言的艺术”，文学最能够体现语言的特性（比如隐喻性、虚构性、想象性），理论家们因而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们纷纷通过理解文学而理解语言，通过探索文学性来把握语言学模式，通过理解语言来理解经验、认识、无意识、人性以及社会现实。卡勒写道： 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抱负，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他将列维—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而音位模式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富有启发性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的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关注的是语言的性质，而当文学表现为最深思熟虑、最反常、最自由、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时，它就是语言之所是。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② 是啊，文学是语言的操练场，文学研究的方法渗透（跨入）到其他学科，当然也就毫不奇怪。关注、拥抱、青睐文学与“文学性”成为20世纪理论运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此同时，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哲学与哲学研究的文学性，历史与历史学研究的文学性，等等。换句话说，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普遍属性，也是理论自身的属性。 这样一来，所谓文学理论——其核心是如何运用语言学模式分析解读一个文本——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是一种在别的学科领域广泛运用的研究模式。一方面，作为专门之艺术门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不再是一个拥有特权地位的研究对象，即使在文学理论研究内部也是这样，因为“文学性”无所不在，理论家们（比如叙述学家）正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小说与广告语言的叙述结构；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正在“四处出击”，占领原先不属于自己的领地。卡勒观察到，“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说，文学作为富有特权的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也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性的某种中心地位”③。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关于“文学”、“文学性”，学术界迄今为止都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界定，而在别的文化现象——从历史叙述、精神分析病例记录到广告语——中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学性。文学研究不仅对于文学工作者，而且对于研究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训练。哲学如此，史学亦然，甚至自然科学也难以摆脱这种审美性、文学性或虚构性。 当然，“文学性”概念和以结构分析、叙事分析为核心的文学理论，还是经历了从内到外的扩张。众所周知，“文学性”这个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发明的，并在80年代进入我国文论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性”只是一个形式美学概念，它特指文学作品中具有某种特殊审美效果（如“陌生化”）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并把它确立为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以便使之变得更加“纯粹”。这种褊狭的理解使得“文学性”概念的丰富潜力难以得到发掘。 文学研究的所谓“内在”方法的外扩很典型地体现在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方法。从知识谱系上看，文化研究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与学理的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0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等等。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最大的成果或许就是产生了上述所谓的“理论”——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领域及其分析工具中，而文化研究恰恰极大地得益于这些分析工具。事实上，许多文化批评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他们通晓20世纪发展出来的文本分析方法。罗兰·巴特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