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无论是其概念、命题的设定还是具体的品评鉴赏活动都受到传统认识、思辨方式、理性精神的影响。党圣元先生指出：这些“方法原则构成了中国式的哲理思辨和理性辨析及理论操作表述之主要特点，古人以此而察类（知其然），求故（知其所以然）、明理（知其必然与当然），来实现‘究天人之际’之夙愿。”①对待立义作为重要的传统思维方式对古代文论影响甚巨。对待起源于先人把握世界的分类思维，在哲学中凝练为事物的普遍存在形态，表现为古典哲学、美学中大量存在的对待概念。可以说，受到对待立义思维的影响和规定，中国哲学、美学的所有问题都以或显或隐的对偶性来提出。对此，成中英强调：“中国哲学问题之最重大课题就在说明及理解两对偶性观念之关系、关连、沟通与统一。”②不仅哲学如此，古代文论范畴、概念也是如此。“生”、“熟”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对待概念，其理论内涵辐射到创作、鉴赏的诸多方面，在诗、文、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有鉴于此，本文拟考察三个问题：一是“生”、“熟”进入古代文论的路径及其附带的价值判断，二是“生”、“熟”对待的话语形态，三是探讨其价值取向及运思机制，并由此管窥蠡测古代文论对待概念的某些普遍规律。 一、作为食物分类的“生”、“熟”及其影响 众所周知，“生”、“熟”作为一组对待概念，在文艺批评话语中普遍存在，但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其何以成为一种诗、文、书、画共同选择的批评话语，也就是其成为文艺批评话语的优先性依据。“生”、“熟”起源于对食物的分类。从食生到食熟是原始人物质文化生活的重大转变，对生理及心理、甚至是大脑发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食物的从生到熟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到文化，野蛮到文明的过程。 “生”、“熟”从食物分类延伸到社会领域，成为与情感和理念相关的文化表达方式。人们熟知的生铁/熟铁，生丝/熟丝，生番/熟番，生苗/熟苗等分类，正是“生”、“熟”本义的延伸。不仅如此，食物制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时间性、过程性等因素也同样附着到了以“生”、“熟”为核心的后序名言上。正是在野蛮/文明、疾病/健康、远/近的类比框架下，起于饮食的“生”与“熟”一开始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及好恶取舍。古人喜“熟”而忌“生”，中医从五行阴阳的角度，认为生冷不利于养生。中国人特重饮食，故从饮食的角度看待礼的问题，孔子“失饪不食”，《礼记?礼运》：“礼之初，始诸饮食。”正是圣人“以火以燔，以亨以炙”才使民众“皆从其朔”。③ 在审美领域，“熟”与美关系密切，熟能带来美味。本义为熟食的馐便是美味，燮是调和、协和的意思，其本义也是大熟。可以说，文艺批评中对“生”、“熟”的趋避正是上述好恶的延伸，崇“熟”者，则“熟”为熟练、成熟、精熟、纯熟等意；“生”则为生涩、生硬、生疏等意。然而，因“生”亦同时代表着本原（野蛮）、自然等，生食也成为抵御文明病的治疗手段，文化中对“生”的提倡亦包含着对自然（本色）的回归、生气、新意等的追求。 二、古代文论中的尚“熟”论 古代文论中的“生”、“熟”对待，首先体现为对“生”的避忌和对“熟”的推崇。文艺本身就是一种技艺，需要一定程度与时间的艰苦训练，经历脱胎换骨，熟能生巧的过程，这不论在诗词格律、笔墨技法都是如此。因此在崇“熟”而忌“生”的文论话语中，“熟”乃精熟、纯熟、圆熟之谓，“生”则是生僻、生拙。这种崇熟避生、“以熟为妙”的观念表现在文艺范畴的各个门类，辐射从创作到鉴赏的各个过程。 项穆云：“盖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恒心也。”④赵宧光云“:不熟则不成字。”⑤ 张岱云：“弹琴者，初学入手，患不能熟。”⑥这些表述中，不仅从“生”、“熟”对待的角度强调“熟”的地位，同时也提示出艺术起始阶段的特征。 在创作的准备阶段，取古之神、取物之神，同样要纯熟的训练。郭若虚云：“何谓所览欲淳熟？近世画工，画山则峰不过三五峰，画水则波不过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⑦严羽云：“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⑧ 技、作法的熟练是艺术的敲门砖，是读者与作者交流，互化的过程。李沂云：“勤作则心专径熟，渐开门路。”⑨ 唐彪云：“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⑩ 艺术的高超的表达效果与境界也从“熟”中来，“熟后则法随心生”。(11)等等不胜枚举。可见，艺术起始都贵一“熟”字，从生到熟，从拙到巧，从无到有，从创作的准备，运思过程到经由一定媒介的传达及鉴赏，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涵养和训练，能如此方能在艺术中实现一种圆熟之境地，清熟之风味。正是这种崇熟的意识产生了以“熟”为核心的诸多后序名言如纯熟、精熟、圆熟、平熟等。 “熟”大抵在功夫，然而技法的熟练，物象的逼真、格律的谨严等实现之后，摆在艺术家面前的就是如何创新、突破，使之有生气、有真我的问题了。崇熟派的理论立脚点正在于：他们认为“熟”后必变，“熟”后必新，即此派观点不是不崇尚文艺的变化生新，而在于他们认为此种变化生新不但不与崇“熟”相矛盾，反而正是真熟作用的结果。赵宦光认为字熟必变，并论证了变与熟的辩证关系：“熟而不变者庸俗生厌矣。字变必熟，变不由熟者妖妄取笑矣。故熟而不变，虽熟犹生，何也？非描工即写照耳，离此疏矣。变不由熟，虽变亦庸，何也？所变者非狂醒即昏梦耳，醒来耻矣。”(12)赵认为“熟”后之变是自然发生的，如“熟”不能变则是假熟，但是他对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变后仍要“熟”，变而“生”就容易走上求险怪、生僻，生涩的邪路。王澍曰：“盖书到熟来，无心于变，自然触手尽变者也。”(13)熟不但能生巧，还能入妙得势，离法、离古自出新意，着手成春。沈宗骞指出：“为之既熟，则流利活泼之机，自能随笔而出矣。”(14)文章也是如此，昔人云：“文入妙无过熟，熟则气机自然流利，生则未有不涩不滞者也。”(15)“熟”后自出新意，蒋和云：“用笔简老既能得势，须得相生之道，必以熟为主。先将大幅按图勾摹，熟后便能离古法而自出新意。”(16)便是认为“熟”是新意的必要前提，同时“熟”也是新意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