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6)06-0034-03 如果说在早期现代性文化中，生产本位主义一统天下，“劳动的自由形式”（或“劳动的抽象化形式”）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存立的前提。客观上需要将劳动主体从传统共同体的限定性结构和与劳动手段的直接结合中分离、“解放”出来，塑造“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劳动主体[1](P26-27)。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中心环节。社会致力于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促成生产的最大化。与之相应，对普遍人性的信念、劳动与流动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责任都是维持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作为其逻辑结果，清教精神、理性自律、个人主义、审美主义也深入人心。那么，随着现代性文化的逻辑展开，社会的基本问题已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于是，建构一种有效地控制和刺激消费需求的机制以拉动消费，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成为势在必行[2](P60-61)。市场体系和商品机制要想存立，其前提已不仅是“劳动的自由形式”（或“劳动的抽象化形式”），而且是“欲望的抽象化形式”（或“欲望的自由形式”），这客观上需要塑造“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欲望主体[1](P26-27)。于是，消费意识形态粉墨登场。1958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发表谈话鼓励国民以自己的消费行为最大限度地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这标志着一个消费时代的来临。由此，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让位给了消费主人公。孟德维尔式的生产的蜜蜂变成了消费的蜜蜂。 伴随着消费社会来临的是横流的欲望、膨胀的感性，享乐主义风行，审美理性萎缩。因此，感官化、欲望化构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基本表征。与此相应，现代文艺消费中媚俗艺术蔚为潮流。但消费意识形态的实质却是极大强化的商品化逻辑。消费意识形态的出现和生产本位主义、审美主义的遭到质疑是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发生的，这种转变实是现代性文化转进的必然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与生产型社会有别的新型的消费社会呢？堤清二认为产业社会和消费社会既有其结构和特性的差别，也有其相同的本质[3](P66)。所谓的消费社会实际上只是生产型社会的延续和变异，是传统生产型社会生产至上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转进的必然产物。它关注消费、型塑消费、刺激消费，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消费社会是资本逻辑极大强化的社会，它使资本逻辑变得无坚不摧，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人的逻辑”被转换成了“资本逻辑”。 同时，消费社会和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媒介文化的新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如印刷文本和后继的电子信号。现代制度的发展和扩张与经验传递的剧增直接相关，这些传播形式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4](P26)。那么，消费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出现也与“第二媒介时代”因特网等新型传媒技术导致的文化转型密切相关，这些技术革新导致了和正在导致身份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5](PP24、27-28)。在高度现代性的当代社会生活中，信息化与消费化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新型的信息传播技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钟面时间的非“现实性”、非唯一性、无实体性以及无根基性。“虚拟现实”和“实时”昭示了第二媒介时代构建拟仿文化(simulational culture)的力量与可能。原本 (original)与指称性之间的同一性被改变了，文化变得越发具有拟仿性，“现实”也变成多重的了[5](P30)。与之相应，他类文化、虚拟文化也应运而生，在当代文艺消费中他类文艺、虚拟文艺的消费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 （如网络电子游戏），同时，它也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文艺，思索文艺是否也具有无实体性、无根基性、非唯一性，这一切都必然对当代文艺消费产生深刻影响。电子媒介交流技术还如波德里亚、马克·波斯特(Mark Poser)所曾指出的那样，促成了一种新的交流实践，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所强化的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稳定的现代主体[5](P24)，它使西方文化和社会中的自律主体变得多重化、破片化、分散化，日渐去稳定性[5](P134)。在20世纪，电子书写颠覆着印刷文化，电子传播技术预示了一个后现代社会正在产生[5](P24、70)。与此相系，当代文艺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文艺消费中存在的“发送者／接受者”、“生产者／消费者”的二项对立，改观了传统文艺消费中信息主要呈单向流动的消极被动的消费方式，呈现为一种交互、动态、迅捷的交流实践[2](P30)。 消费社会对生产进行了必要的逻辑性替代。它使需求成为了“在个人层面上生产力合理体系的先进形式”，个人需求被纳入了“消费体系”[2](P66)，这种“消费社会”将事物一股脑儿吸进它的无限空间中，甚至激进异端的言行也被它挪用为销售学的手段、刺激市场的手段[3](P74)。于是，在文艺生产、消费中也出现了将贫困、异端、颓废甚至革命转化成消费意象的现象。消费社会使消费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控制系统，它根据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制约凌驾于个体之上[2](P68-70)。对于消费意识形态，鲍德里亚强调其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极端畸形的拜物逻辑，“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2](P1)。“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2](P46)而马克·波斯特则更强调它的符号体系性质和交流关系性质。他说消费主义的关键不是进行炫耀性陈列的非理性倾向，而是个体被插入了交流关系之中，他在这种交流体系中接收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信息。消费者并非“非理性的”，物也并不是被作为“效用”的[5](P63)。在此，消费日益成为一种交流体系和符号体系，物品日益丧失其客观、稳态的功能，它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差异和关系。消费落入了“为了消费而消费”的“颠倒的目的论结构”[1](P56-57)。消费意识形态的这种体系化逻辑也给当代文艺消费打下了深刻烙印。如果说产业社会文艺生产者面对匿名市场进行生产，生产和消费已出现了错位，往往不是为特定消费需求去进行生产，而是先有产品，然后才为产品去寻找和培养需求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文艺生产、消费则更具抽象化特点。但这种抽象化特点与产业社会又有很大不同。如L·P·梅耶所指出的，这种抽象化一则在于物品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的联系淡化了，它存在于符号逻辑或象征逻辑里，它们对应的是社会逻辑或欲望逻辑[2](P2)。“商品作为符号漂浮”[3](P70)，这并不是说文艺产品或服务的稳固的、传统的需求和功能不再存在，而是说它同时是甚至更主要地是时尚的象征或社会区分的符号，如同其他产品的消费，对文艺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消费的也不仅是其使用价值，而且是它在符号象征体系中所获得和显示的即时、流动、多变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消费成了“对所期盼商品的某种占有以及对人为所设计的生活风格的追求[4](P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