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国家有不同解读，形成了多种形态或多种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如此。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艺思想之外，历史上还有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有没有形成某种“形态”或“模式”？对此，徐曙海、黄念然、胡亚敏、张玉能等认为，当代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①。另有朱辉军、李志孝等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与苏联、西方相区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学派/模式②。无论是提出“中国形态”，还是提出中国学派/模式，都表明学界越来越强调“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性。不过，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长期以来，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后受“苏联模式”和“西马模式”影响，没有基于中国现实文艺问题形成自己的主体理论框架。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国作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方面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去审视，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文艺现实去发展，寻求解决当时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中国性”。“中国化”是过程，“中国性”是结果。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来，文学研究中的“中国性”问题，是2000年以后黄锦树、王润华、朱崇科、朱文斌、许文荣等人在研究华文文学时提出的。华文文学试图在世界、本土与中国的关系中寻找自身的发展方向，存在着是否剥离“中国性”的焦虑。2010年殷国明等人从理论上探讨“中国性”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当下话语”的内涵，提出两个观点：其一，“中国性”中隐含“西方性”影响，但接受者有主动选择和再创造，强调的是本土意识和文化特性，但中国同时属于世界的，应当注意中国的世界性；其二，“中国性”的提出旨在建立中国的文化身份。中国的文化身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表述问题。③在探讨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张永清认为：“只有以我为主，立足当代现实，直面理论问题，才能对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作合理选择和有效吸纳，才能建构体现时代精神、满足现实需求的批评理论，这样的批评理论才会充满生命活力，才会具有真正的‘中国性’。”④在已有的讨论基础上，本文认为，以“中国性”来提炼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结果”，一方面旨在清理外国理论经验的过程中，强调中国经验、凸显主体“中国”，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性”是不断发展的，所以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不仅要关注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更要面对现实，回应时代。 学界较充分地讨论了“左翼十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实践。尽管没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但其中蕴藉的“中国性”被关注到了。一些学者描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建设”“历程”“传播”，但没有提炼出其中的问题。那么，在1919年到1925年间⑤，即在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艺论述，也少有苏俄、日本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情况下，中国作家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即一方面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并以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哪些文学问题；另一方面译介了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哪些文艺经验，是否赋予新内涵？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前一方面的问题，认为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讨论文艺的本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探讨、宣传“革命文学”⑥。后一方面的问题是本文的重点，因为现有研究多罗列相关文献，忽视了其中所涉及问题的逻辑关联，也忽视了这些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新生长。 一 保护“文化遗产”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小说月报》《新青年》《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开始向国内介绍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艺等新情况，助力中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中国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认识也是从接触俄国新文艺开始的，具体来说又是从关注新俄与美国的文艺舆论战开始的。王观泉指出，“在当时，保卫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勾结白俄残匪进攻中的苏维埃政权，从舆论的角度准确地及时宣传苏维埃社会和人民生活，就是最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文艺和布尔塞维克》《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等就是为粉碎资产阶级宣传机器造谣目的而翻译的⑦。这些文章对中国的意义不是看新俄政府如何在舆论上驳斥“帝国主义”的污蔑，而是第一时间提供了经历了十月革命的俄国文艺新状况，给作家探索中国文艺出路“最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经验。 首先，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中注意保存文化。《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不是文化的破坏者”，没有哪一个党派比他更具有拥护文化的热忱与创造文化的力量⑧。得一指出：“劳农政府不但无摧残文化之事。且极力革新之。扩张之。以建立新文化。”⑨王统照译《新俄罗斯艺术之谈屑》和震泽译《文艺和布尔塞维克》等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像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描述的那样，在革命中有意毁坏艺术，相反他们积极保护艺术，在大战前搜集俄、法绘画，使得它们免于在战争中被破坏或流落海外。相反，A.Lunacharsky著、震瀛译《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和山川菊荣著、幼雄译《劳农俄国的文化设施》等指出，污蔑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有产阶级的军队在大战中任意破坏人类的生命和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