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这一提法源自日本学者铃木虎雄1919年至1920年间发表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文中提出，曹魏时期兴起的评论风潮代表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①。随后，这一认识经过鲁迅的继承和发挥，被学界所接受。鲁迅进一步关注到创作的艺术化特征，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曹丕的“诗赋不必寓教训”、“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主张，突出表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革命性创作理念，与以往用道德思想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体现文学在那个时代的自觉②。铃木和鲁迅的影响力不可小觑。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魏文学自觉”的观点得到普遍接受，并逐渐趋向发展为“魏晋文学自觉”。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颇有创建地把“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联系起来③，进一步丰富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理论内涵，更促使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见。 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论据，现代学者有所总结：“(文学的自觉)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④由此，“文学自觉”在研究中被扩充成为涉及文学学科独立、文学体裁区别、文学创作方式更新等方面的全方位概念。这一逐渐宏富的概念也相应拓展着“文学自觉”的时代跨度——从最初铃木虎雄、鲁迅所谓的“魏的时代”、“曹丕的时代”逐渐延伸成为“贯穿于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漫长历史。而随着诸种教材的普遍支持，“魏晋文学自觉说”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共同肯定“文学自觉”观念的前提下，学者们在细节以及时代认定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相异的证明方式。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文学自觉”理论——不管是“魏晋说”，还是在时代认定上向其提出挑战的“汉代说”、“宋齐说”——其立论基础基本来自于针对三个方面的论述：(一)作品本身的审美特征；(二)文论评著中对文学价值的分析；(三)传世史籍和目录分类中文学类的独立。如果对所谓文学作品以及文论的历史进行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会发现，以上三方面的证据或许并不能完成其对“文学自觉”理论的佐证作用，以下从三个方面逐一考察。 一 创作的纯艺术化，是“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重要论据，相关分析大致集中于以下两个角度：(一)内容上抒情特征的普遍化，即魏晋时期的诗歌辞赋，甚至原本偏重于实用性的书信、笔记等文体，都呈现出直写个人胸臆的抒情化表征。相关研究进而联系魏晋时期的社会和思想，认为这种抒情化的表达与当时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直接相关的。(二)艺术上审美特征的凸显化，即此时的诗文创作注重文采，多用修辞。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用事和对偶的讲究，则更进一步加强了创作的艺术特征。诸种审美特征的凸显，在实质上反映了“文学的自觉”。 “魏晋说”的相关理论将创作的纯艺术化特征作为重要论据，似乎有其道理。然而，如果参考“汉文学自觉说”的一些观点，便能发现其论证逻辑的内在问题。“汉代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就是研究者顺着“艺术化”的内在理路进一步发掘的结果。根据相关论述，汉代的诗赋创作中已经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的审美追求。汉赋中对盛世景象的夸张显现，对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无不体现出恢弘壮丽之美。为了故事需要而虚构人物，好用奇字僻字以事渲染，重视语言形式上的对偶，讲求声韵的协调，追求华丽的辞藻等等，也体现出对文字审美功能的发现。《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谈作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⑤，表明汉赋作者对艺术手法的主动运用和对文采之美的自觉追求。而关于诗文创作中“主体意识的觉醒”，赵敏俐在《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文中也指出，文学中“人的主题”在汉初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贾谊《鵩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等骚体赋，将文章作为宣泄个人哀怨、表达主体意识的渠道。而《薤露》、《蒿里》等诗作中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等主题，也早已开魏晋时期相关题材之先声⑥。 的确，不管是汉赋中浪漫主义的广泛应用和文辞铺张华美的鲜明倾向，还是汉代五言诗中广泛出现的个人情感与个体意识的宣泄表达，都和魏晋乃至后世的作品一脉相承。那么，依照以“艺术化”为据的思路，这一切现象都在要求将“文学自觉”的时代向汉代追溯。少数学者甚至进一步上溯，提出了“先秦文学自觉说”，认为创作的艺术化特征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等作品中已有体现。正如《毛诗大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⑦不管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贵族，诗辞创作的自然状态都是由个人感情的充分抒发，进而流露于言语的过程。抒情化的创作在早期作品已有体现，而在有文字之初，就已经有了对于创作艺术的认识和追求，《礼记·少仪》“言语之美，穆穆皇皇”⑧，已经体现出对语言审美功能的认识。不论在题材还是艺术手法上，从《诗》、《骚》到汉赋乃至魏晋辞赋的继承脉络，更无须赘述。刘师培《文说·宗骚》中说：“故知《楚词》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下开词赋之先，若中垒《世颂》之篇，贾生《惜誓》之作，渊源有自，成出于《骚》……惟《洛神》之赋，出于《九歌》；《北征》之赋，近于《涉江》；《哀江南赋》，乃《哀郢》之余音；《归去来辞》，亦《卜居》之嗣响。”⑨那么，“文学自觉”的年代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上溯到先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