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开始传入我国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曾经在我国文化理论界激起过极大反响，它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猛烈批判引起一些年轻学人的深刻共鸣。受这种理论的启发，一些学者改变以往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迷误，凭藉这种新的理论支点，重新审视我国种种文化现象，并对它进行阐释，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 然而，视阈的拓展，并不意味着盲点的消失。相反，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内，我国后殖民批评中存在的理论的迷误也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 拆解与建构：“东方”可是东方？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谱系可谓源远流长。最直接的理论根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历史学知识与现代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化理论。其理论家有很多，但从理论的完整性及系统性而言，当以赛伊德最为典型。赛伊德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引进到对殖民主义文化的讨论中来，他认为西方（尤指欧美）的自我中心意识通过知识的生产被殖民者构造成他者，以作自我肯定；这种表现又因为西方的文化霸权而不断被重构，从而使他者终于湮没在西方的话语中，并被西方的话语所取代。 很显然，后殖民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以解构中心和本质主义权威为核心的新的理论形态。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后殖民批评对于本质认同与族性倾诉等等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姿态，它所致力于解构的是诸如普遍主体、西方中心和文化同质等等本质主义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主义话语本身所反抗的本质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诸如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东西，而且还包括诸如民族主义等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立场。 但是，因为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外衣裹挟着一种惑人的色彩，人们容易将其等同于民族主义的东西，把一种西方学者自觉地对自身文化恣意歪曲和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看作是西方人为东方主义的一种张目。所以，后殖民批评在传入我国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有意甚至刻意的误读，人们大多把它看作是一种冲破西方中心罗网的理论盾牌，这从接受后殖民理论的时间背景上可以找到证明。后殖民理论传入我国，正是在我国理论界开始严肃地反思自身的学术立场的时候，这种反思本身就带有一种失却话语权的愤懑，这种情绪使得我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族性诉求需要，而表面看来明显带有东方民族情绪的后殖民理论的出现，似乎满足了这种诉求的渴望，所以，它被很快接受并被广泛传播开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这么一种接受情境下，误读甚或有意误读也就往往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事情。 这样，就像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的一样，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自一开始就进入一种文化本真性的幻觉和迷误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其中“我”所需要的“东方主义”的东西，而较多地忽视了它的解构主义理论背景。就像后殖民理论家赛伊德所说过的，原本是解构理论的一种批评实验，却被人当作是又一种本质主义的圣经。所以，我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悖论式地将“东方身份”和“本土经验”绝对化本质化，试图寻回一种本真的、绝对的“东方话语”和“中华族性”，以与“西方话语”和“西方中心”对举，构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从解构西方中心合乎“逻辑”地走入“中华性”。而新的二元对立的形成，实质上是在解构一种中心时，又建构一种新的中心论。对民族主义公开或潜在的倚重，实质上是把自我放到了二元对立的其中一端，而从内部来改变这两者的等级关系就成了我们的“后殖民批评”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论悖误就无以挽回地形成了：用以解构“元话语”（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话语”（后殖民理论），在我们所操持的一些批评中却走到了它的反面，直接表现为一种族性诉求的本质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是哪一种“东方”？ 意识形态化：陷阱还是天堂？ 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根基是解构主义。正如赛伊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的思想，其他的后殖民理论家则更多地从解构主义中受到启发，如斯皮瓦克对德里达（Derrida ）理论的运用是人所共知的。福柯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和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与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即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某种权力的表征，因此，他对赛伊德的启示在于强调了对诸如普遍意义或绝对真理的大胆怀疑。而解构理论则通过强调边缘话语的作用以达到颠覆“元话语”或“权力中心”的目的，通过对差异的强调来形成一种无强力中心的多元对话格局。这一点恰恰成为后殖民批评理论话语的基本思路。因此，颠覆中心、瓦解“元话语”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典型特征其实也是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形态之一。 由于后殖民理论批评得更多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权力话语，因此，我们在运用它来进行文化批评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意识形态化了，或者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后殖民问题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 我们的后殖民批评常常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挪用”。 这种挪用的结果是：作为一种解构的力量，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威力一方面被消解，另一方面却被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神奇化了、无限夸大化了。其直接的表现是：在我们的大多数的后殖民批评中，都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反西方中心重新确立东方文化神圣地位的理论，所以，根本无需考虑具体的时间空间环境，只要能为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压抑下的东方文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华夏文化张目，就可大大地运用它来扬眉吐气一番。殊不知，这样一种实证主义的假设与后殖民主义本身的解构策略恰恰是矛盾的，因为后者的立足点根本不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