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是人类共有的一种传情达意能力。伴随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它也陆续形成具有区域性、民族性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思想。但是，作为学科的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发端于法国并影响世界的一场西方学术思潮。由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和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共同主编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以下简称《全书》)是国际上第一部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它的编写目的是要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蓬勃发展的现实，并回顾人类文明所形成的叙事传统；它在全面展现结构主义叙事学以来所提出的各种概念、范畴、命题以及重要结论的同时，还要反映广泛渗透在从影视、歌剧、八卦、体育广播、漫画、绘本小说、讣告直到网络新媒体中出现的各种叙事问题。因此，《全书》可谓迄今叙事理论知识的集成，能够代表西方叙事研究的最新面貌。藉此，我们可以建立起西方叙事理论知识体系中代表性学者、标识性概念以及共识性命题的学术地图。 本文所要探讨的“西方叙事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因素”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首先梳理在《全书》一书中出现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因素；其次，分析这些中国因素勾勒出了怎样的一幅中国叙事形象，这个形象背后包含怎样的西方视角，以及对中国叙事问题的“盲视/洞见”；最后，再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以此来反思西方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特点及其问题。 一 非西方古代：叙事知识体系的古今中西问题 《全书》中与“中国”有关的辞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地方性叙事传统的辞条，如“中国叙事”“非洲叙事”“澳大利亚土著叙事”“日本叙事”和“印第安人叙事”等；另一类是侧重于地方性叙事理论特色的辞条，如“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和“古代叙事理论(西方)”。中国叙事理论归人“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中专节介绍，与之并列的还有印度、日本、中东的叙事理论。 “中国”以这种方式出场，体现了《全书》编撰者在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中对古今中西关系的某种立场。在笔者看来，“文论研究的基本语境是‘古今中西’。这里不仅有‘古今’和‘中西’的时间和空间的两维，而且还有‘古中’和‘今中’‘今西’的时空交织。而在这些复杂语境中，‘今中’始终是所有矛盾的汇聚点，也是思想学术最具生产性的场域”①。这一学术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方文论。当代西方学者也是站在“今西”的立场和视角来处理各类学术资源，并展开叙事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 首先，“西方/非西方”成为叙事理论区分的空间尺度。虽然叙事学的学术雄心是想建构一套普遍有效的文本分析理论，但它仍然是根源于20世纪西方的结构主义运动，并伴随着后结构主义及各类文化理论思潮的演变而发展的。在《全书》中，“非西方”被分为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非欧洲”，即欧洲之外；另一个层次是“非西方”，即在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如在“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的最后一小节用了“今日非欧理论”(non-European theories today)的提法并同时与“非西方叙事理论”(non-Western narrative theories)交替使用②，显示在“西方”内部也存在“欧洲/非欧洲”的区分。再比如在“长篇小说”辞条中，编撰者按照西方主要的小说理论区分了“小说”和“罗曼司”，并着重介绍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潮变迁。作者明确指出：“小说主要被视为一种西方体裁，比如说，并不试图融入日本的(11世纪紫氏部的《源氏物语》)、中国的(16世纪的《西游记》)，或者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的传统)作品。这些丰富的非西方叙事传统不属于本简介的范围。”③ 其次，“非西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包含着时间因素，用来意指“前现代”甚至是“前文字”这类指涉远古、传统的意义。比如，用西方/非西方将“古代叙事理论”分列为两个单独的辞条；再比如在“主角”(hero)这一辞条中，编撰者明确强调“非西方(经常是前识字)文化”(non-Western[usually pre-literate]cultures)④。从“古今中西”的角度来看，“古代非西方”是与“古代西方”相匹配的概念，用来标识有别于“古西”之外的其它叙事传统。但是，能够与“今西”相匹配的“当代非西方叙事”则明显薄弱，仅仅在“古代叙事理论(非西方)”辞条的末尾以“今日非欧洲理论”百余字的篇幅概述。这表明，自进入现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在发展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再次，在“非西方”中，“东方”与“西方”构成了可以与“西方”在知识体系上形成相对独立、且能够交流对话的主体。无论是“非洲叙事”“澳大利亚土著叙事”还是“印第安人叙事”，都强调了在这一特定区域中叙事的“土著”身份，表现出编撰者希望剥离殖民主义影响的动机。编撰者重点关注的是非洲土著、澳大利亚土著以及北美土著印第安人在被殖民之前的漫长历史中的口头讲故事的传统，着重分析的是口传叙事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对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学科参与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同时，编撰者也注意到了他们被殖民之后，白人用文字记录、转述、编辑这些口头叙事的问题。编撰者关注更多的是这些叙事的人类学意义，但并不认可它们在叙事学意义上的独特性。正如“非洲叙事”在讨论“非洲叙事的‘非洲性’”问题时所指出的：“是否有一种独特的、本体论的将非洲叙事标记为非洲的因素？答案很简单：没有。非洲叙事的‘非洲性’仅仅存在于非洲叙事产生的文化和历史的特定语境之中。”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