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4-0016-10 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经历了三次大的外来思想引进。第一次是20世纪初叶的西方思想，特别是取道于日本的西方思想的引进；第二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到世纪中叶发展到高潮的、来自苏联的思想的引进；第三次是中国“文化革命”后，主要是20世纪最后22年的西方思想，特别是对英美法德思想的引进。每一次引进，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翻译工作，也伴随着对前一段翻译成果的再思考。每一次引进，也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20世纪最后20年，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文艺思想的争论。有趣的是，这些争论常常与一些词语和概念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笔者想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讲四个词的故事，这只是对出现于一个时代众多的词的翻译与改译过程的举例说明。笔者希望将四个词放在一起，能形成对这个时代文艺思想的变化的一个注脚；希望它们能显示一个道理：翻译家不仅仅是一个传声筒，他们具有主动性，他们与理论家们一道在生产着一个时代的理论；在历史的一些关键时刻，翻译家甚至起着比理论家更为重要的作用。还想借此说明，一个词被翻译成一种语言后，常常在这个语言中独立地发展起来，产生新的意义，成为这个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的特有的现象。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原本由于翻译而形成的词，由于翻译后出现的词义的拓展变化，已变得很难再译回去了。 一、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上必须有一章，专门叙述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个原则的依据是列宁的一篇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文章中写道：“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P647)列宁的这一篇文章写于1905年。当时，俄国处于革命的高潮中，革命冲垮了过去的一些对党的宣传方面的限制。尽管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报刊仍没有获得合法出版的地位，但沙皇政府已经阻挡不住这些报刊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呼吁改变策略，去掉过去为了斗争需要而做的伪装，放弃过去为了争取合法出版而做的妥协，强调对党的出版机构的控制，要求这些被当作宣传工具的媒体为党的现实斗争服务。 列宁认为，由于当代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状况，社会民主党首先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最低纲领，即实现“文明”，让资本主义制度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政党还应具有最高纲领，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不应破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是投身到这一革命中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与种种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的人实现联合。但是，这种联合不能以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为条件。在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倾向于革命的人会加入到党内，他们具有种种不符合党的纲领的思想。党只能以自己的纲领消化这些人，使他们接受党的纲领，而不能允许这些人带着种种思想进入党内，并最终改变党。（注：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等文章，均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更不希望党的报刊成为这种不纯状况的反映，不允许党的报刊宣传与党的纲领不符的观点。他认为，保持党的出版物的思想纯洁性，用这种出版物的纯洁性保证党的纯洁性，保证党在革命时期不改变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样一种思想出现在新的语境中时，就产生了一些新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这段话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原则，要用它来指导一切文学创作，并被当作批评标准来评判一切文学作品。当时，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者们认为存在着一种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发展史：首先是恩格斯曾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倾向性，赞扬工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反抗。[2](P462)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强调文学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服务，是这种文学倾向性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顿文风，提出文学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从而保证战争与革命的胜利，（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这种排列，可参见巴人《文学论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221-245页；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2页；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修订本，第118-131页。）则被视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 党性原则原来是一个在革命时期对党的报刊所刊载的文章或作品的要求。随着共产党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从而将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都改造成为党的报刊，这一原则就随着它所适用的范围和对象的变化而具有了新的含义。革命时期与和平时期不同；党派矛盾尖锐时和这种矛盾得到缓和时不同；一个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竞争或斗争时，与这个政党成为执政党时不同；而一个政党只是众多的政党之一，与这个政党成为全社会的领导者也不同。一个政党的地位与处境的变化，它与文学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在新的社会情况下怎样谈论党性原则？这成为一个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困难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发现大量的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并不存在着所谓的“党性”，将这种党性推向对文学史解释时并不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政治性的、娱乐性的文学作品，用“党性”来解释这些文学作品，似乎也有困难。 对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努力形成一种与“文化革命”时代流行的理论不同的文学理论。“文革”时代的文学理论，固然与“文革”前流行的理论有着许多差别，但也从“文革”前的文学理论中吸取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文学与政治同文学与共产党在一个时期的具体工作任务之间，在理论上有着许多很难划分清楚的地方。在“文化革命”中，文学理论被高度政治化。与这种理论相对应的是一些同样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这就是一代中国人都熟悉的八个样板戏和很少的几部小说、诗歌。“文化革命”后文学上的松动，新的、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的文学作品，例如呼唤人性，与直接的政治诉求保持一定距离、体现作家个性的作品的出现，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对于文学的性质做出新的解释。然而，打破一个巨大的，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之久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