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从《现代评论》、《新月》、《论语》到《文学杂志》、《观察》等一系列卓尔不群的杂志期刊，从胡适、丁西林到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一大批各具情彩的作家和理论家，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共始终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 这是一股绵延不绝的流脉，也是一座阵角整饰的营垒，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厚的创作实绩，是现代文学中唯一可以与另一支生力军——左翼文学相抗衡，救其偏失，补其不足的队伍。可以说，自由主义文学在整体上充实和提高了新文学的人文品位。 与左翼文学祖述苏俄，民主主义文学深受法国近代文化影响不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观念主要来自英美。它的代表作家多数曾游学英美，且过从甚密。他们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终极关怀的对象，严格区分群己，鼓吹法制和有限政府，提倡社会改良，主张文化宽容，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人治、特权、专制以及革命等等。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用“自由主义”一词即指此。但鲁迅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态度实际上远不是瞿秋白说得那么简单。 自由主义在新文学以及新文化建设中的贡献和失误，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本文论述的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几个重要作家和理论家，对于新文学的人文合法性的证明，希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中西现代人文精神的会通与转换规律。 20年代：进化一元论的证明 因为新文学是以同旧文学决裂的方式出现的，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得竭力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合法性的证明可以说是新文学捍卫生存权利，拓展生存空间的生死之战。在这场战斗中，自由主义文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证明了传统人文精神，经过时代的筛选和洗礼，可以作为新文学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新文学合法性的证明，无论思路或标准，30年代都与20年代正相反对。一个显著的区别是，20年代以进化的一元论为各派的共同理论前提，30年代则以文化形态多元论和阶级论的对立互补为特征。 第一个十年，新文学的主要敌人是旧文学——旧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规范，因而新文学合法性最初的证明便以“新旧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新文学阵营里，除了闻一多论《女神》等极少数例外，当时绝大多数人，如胡适之倡“文学改良”，周作人呼唤“人的文学”，鲁迅跟钱玄同讨论世界语，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否定旧戏等等，对新文学合法性的证明，其原则，推理和结论几乎完全一致。都是从历史进化论（天演论）出发，导出西化一元论的文化史观；进而以生死比新旧，最终得出结论：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实在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其中也有区别，如“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P.150）说过，“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同上书P.28）但胡适之文学“进化”论强调的是工具和形式，他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通篇谈的都是文学的白话或白话的文学。而周作人之“进化”重心在人，历史的人，“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五卷六号，1918.12）二者虽各有所重，但道理一也，都持历史进化的立场，把文学的发展理解成一条不断地弃旧图新，由低级到高级的直钱。在他们看来，凡是表现了新思想、新人物、新形式的文学异端皆为合法，而一切旧的、固有的文学传统，包括它的人文内涵，价值观念，艺术形态等等都属非法，理应彻底抛弃。进化论必然导致唯新主义。 以进化论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沈雁冰的观点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他说， 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注：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十一卷一期，1920.1） 沈的立意显而易见：语体固然重要，但归根结柢，“所谓新旧在性质（即内容——引者），不在形式。”而当我们细考20年代白话文学新的“性质”的时候，便不难发现，从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权，儿童本位，到博爱意识，泛神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思想，超人哲学，从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胡适《终身大事》、郭沫若《女神》，到巴金《灭亡》、徐志摩《再别康桥》、洪深《赵阎王》等，几乎所有新思想新观念，都带着深深的西方色彩。新旧之争隐含着中西之争。 进化论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弃旧图新的丰功伟绩谁也无法抹杀。但其弊病也是致命的：它使新文学唯新是务，唯新是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失却任何本土人文意识的认可与支持。疏离传统，也就疏远了平民百姓，结果是步履艰难，险象环生，几度濒临绝境。 在这场新旧中西之战中，章士钊无疑是旧文学和旧文化的维护者，其行其言整体上并不可取。但章的有些见解却相当透辟有力，不同凡响。其《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率先揭破胡适等西化一元论的谬误，反对唯新主义的价值观。章说， 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诸反乎旧，即所谓新。今之求新，势且一切舍旧。不知新与旧之衔接，其形为犬牙，不为栉比。……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其思潮昭哉新也，而曰复兴，是新者旧也，即新旧不可端倪。必通此藩，始可言变。……于时但觉祖宗累代之所递嬗，或自身早岁之所曾经，注存于吾先天及无意识之中，向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动者，今不期乘间抵罅，肆力奔放而未有已。所谓迷途知返，反者斯时，不远而复。复者此境，本期开新，卒乃获旧。（注：行言：《评新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1923.8.21） 就我所见，洞察新旧文化嬗替的文化—心理奥秘，达到辩证的认识，并且概括为开新与获旧一对历史范畴的，在整个20年代只有章士钊一人。新文学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章士钊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