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世纪末，失语、缺席、没落、贫困、危机等等突然成了描绘文学批评现状的重要词汇。而在谈到这种现状的成因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声音认为：正是由于文化批评的出场才导致了文学批评的退席。（注：有关文章可参阅阎晶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作家报》1997年11月13日。路文彬《救救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阎晶明《批评的市场分析》，《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29日。）。于是，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的式微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批评因此以有罪之身被押上了被告席。而且，似乎只有清算了文化批评的罪过，“救救文学批评”的呼声才能转换为实际的行动，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归自身。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应该在学理层面上作进一步的研讨，以免使人们对目前批评现状的判断产生失误，进而导致人们观念领域的混乱。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渐为文化批评取代已成事实，那么我们亟需回答的或许还不是两种批评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取代；这种取代存在不存在某种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能不能暂时取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中性的眼光打量一下这两种批评从而把这种取代看成是批评话语的一种位移或批评范式的一次转换。假如我们能在这一层面上作些思考，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正是本着这一思路，笔者在此文中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清理并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回答，以期引起争鸣，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 应该说，文学批评的淡出和文化批评的勃兴仅仅是90年代的事情。尽管有人指出，随着杰姆逊的来访，文化批评的概念在80年代中期便由他带到了中国（注：见张旭东、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39页。），但是，在整个80年代，批评家们基本上还没有文化批评的观念或意识，那时候，独领风骚的依然是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80年代出尽风头，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批评与社会、时代暗自形成的相互承诺，同时也得益于文学和批评与主流意识形态时松时紧的特殊关系。有人指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官方、作家与读者共度蜜月的时期”（注：见《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72页。），其实公正地说，参与了这种蜜月活动的显然还有批评家。当时，文学批评已初步完成了从文革式的政治批判到政治／社会批评的转型，文学批评尽管还显得粗陋，却已初步履行起了自己的职责。于是，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现象、思潮的关注、解读和肯定，保护并且渲染了文学发出的珍贵声音，释放并且放大了文学蕴含的潜在意义。而这种声音和意义也正是时代、社会乃至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话语，批评话语和时代话语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而批评话语显然是时代主旋律的一个声部，是社会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8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完成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型从而也协助文学完成了与时代的交往与合作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批评的又一次转型，批评与文学和时代的伙伴关系却出现了危机。我曾经把80年代的文学看作是不断向禁区冲击的文学（注：参阅拙作《文学倒楣该怨谁》，《太行文学》1994年第1期。），然而随着表层冲击的获胜和深层冲击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屡屡遇挫，也随着这种冲击焕发出来的政治／社会批判热情的耗散，文学开始改弦更张。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学总体上的向内转，看到了后朦胧诗人以一种反崇高、反神圣、反英雄姿态出现的喃喃自语，也看到了先锋小说家在他们的文本试验田中的形式探索。当然，这时候还有寻根派和随之而来的新写实，但无论是前者对过去的缅怀还是后者对当下的认同，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仿佛一切都看透了的无可奈何。文学与时代的共识基本破裂。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一方面试图与主流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一方面又试图与文学创作保持距离，从而改头换面，有所作为。于是在这一时期，批评家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批评落后于创作”的焦虑（注：见陈骏涛《文学批评：在新的层次上跃起》，《批评家》1985年第5期。）、“评论附庸于创作”的痛苦（注：见《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批评家》1985年第4期。）、和“评论自由”的政策精神所带来的诱惑（注：《交流经验，共商政策，推动文艺评论进一步发展》，见《批评》1985年第4期。）。这些心理相加到一起，使批评家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看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般的批评纲领的出台：“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价值，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否繁荣，而且对于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注：见《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批评家》1985年第4期。）同时，这一批评纲领还启发、催生和呼唤出了第五代批评家们的诸多子命题（如批评即创作，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批评就是批评家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等），文学批评因此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对自身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实践行动所取得的收获是巨大的。这些收获可大体归纳为：第一，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种种外在律令的干扰（如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或操作）。第二，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对文学作品被动释读的尴尬地位。第三，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和批评家的个体意识有了大幅度的增强和提高。而这些方面的合力又催生了文学批评的最重要收获，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文学批评在80年代由政治／社会批评向审美批评（注：审美批评即审美的批评。大体而言，此种批评呈现出重个人感悟和体验，重美学分析和艺术判断，重批评观念的更新和批评方法的运用等特征。）的第二次转型。可以说，这次转型实际上是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一次向内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