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处庄危机关头，濒临绝望时，难道不是只有诗人和小说家会站出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而不是哲学家吗？——理查德·罗蒂 文学向哲学发起挑战 称理查德·罗蒂(Richrd Rorty)是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恐怕不是夸张。称罗蒂是当今哲学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人物之一，同样鲜有人会提出疑问。今年73岁的罗蒂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的两个教职，就分别属于比较文学系和哲学系。当被问及你还经常读诗和小说吗？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罗蒂的回答是，我年轻时侯读海明威、普鲁斯特，后来读纳博科夫，一生当中读了不少诗和小说。当然你们下一代人会有自己的偶像，不必顾忌我的所好。但是，文学不是常常有种振聋发聩的觉醒力量吗？诚然，现在不是世界末日，可是当时代处在危机关头，濒临绝望时，难道不是只有诗人和小说家会站出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而不是哲学家吗？ 7月6日罗蒂在南开大学作了学术讲演《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罗蒂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二十年前，算上以后的一次香港和广州之行，这已是第三次访问中国。说起北京二十年来的变化，罗蒂夫妇说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除了林立的漂亮高楼拔地而起，还有那么多的汽车塞满了道路！ 讲演的底本是罗蒂2000年12月发表的同名文稿。罗蒂称他说的“救赎真理”，是指一系列据信能够一劳永逸终结我们思考如何生活的信念。救赎真理是满足了宗教和哲学之需。这就是一心要把万事万物统合进一个单一的语境中，而这个语境将表明自己是自然的、命定的、独一无二的。它将是惟一能够真正组构我们生活的语境，因为惟其在这一语境里，生活才如其本然展现自身。所以相信救赎真理，就是相信有些东西之于人类生活，一如基本粒子之于四大元素，它是现象背后的最终真实。罗蒂对知识分子也有定义，这就是渴望自主和自由的人，而且有幸有钱又有闲暇来追求它们。知识分子去教堂、去剧院、去博物馆，最重要的是大量读书。但我们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不是知识分子，即便他们有钱又有闲暇。他们读书不是为了寻求救赎，而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为了某种实用目的。大多数人读书不为人生理想。知识分子却要理想。 罗蒂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走过了三个阶段。先是从上帝那里寻找救赎，继之从哲学，如今则从文学。而在文学文化之中，宗教和哲学看起来就像不同的文学类别，是可以选择而不是强制派定的。就像一个知识分子可能选择多读诗少读小说，或者多读小说少读诗，他或她也可能选择多读哲学或宗教著作，少读诗和小说。罗蒂指出宗教向哲学的转移始于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东山再起。这时候人文主义者质问基督教，一如苏格拉底质问赫西俄德的神谱。时苏格拉底道，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取悦于神，而在于哪一位神能够正确判定什么行为是为正当。当后一个问题再度被认真以待时，通向康德结论的大道就一路畅通了。因为它的言外之音是即便是神，也必须经由人的自我意识加以判断。 罗蒂认为黑格尔之后，知识分子在逐渐失却对于哲学的信心。他指出，在近两百年里逐渐形成的文学文化中，“这真实吗？”这个问题，已经让位于“有什么新意？”与此相应，“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以及“什么是人？”这一类问题，也被顺理成章视为明日黄花。罗蒂解释说，他使用“文学”和“文学文化”这样的术语，其实是说，一种已经以文学取代宗教和哲学的文化，发现救赎说到底是存在于同他人的关系之中。这是一些由书籍、建筑、绘画、歌曲等人工制品作为媒介的关系。正是它们显示了人类何以是为人类。这是与宗教判然不同的。他强调文学开始挑战哲学早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时代已见端倪。这一时期人开始怀疑人类过去是，而且以后也理应是多样化的，所以毫无道理装作在他们内心深处部抱有一个单一的真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着眼点是人和人的差异而不是寻求共通的人性。他们不再把救赎真理看作是理所当然，上帝抑或真理究竟是否存在，便也无足轻重了。 罗蒂认为19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经在逐渐学习从艺术的角度看待科学，从生活的角度看待艺术。爱默生是一例，波德莱尔也是。这便是席勒人类进步有赖于“审美”而不是“伦理”的观点，何以会深得人心。他似乎特别欣赏雪莱的诗情：如果没有洛克、休谟、吉本、伏尔泰和卢梭，人类照样可以从牧师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但丁、彼德拉克、卜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如果没有卡尔德隆、培根和弥尔顿，如果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从未诞生，如果希伯来诗歌从未被翻译出来，如果希腊文学的研究复兴从未发生，如果古代雕塑的丰碑没有传承下来，如果古代世界的诗歌和宗教连同信仰一起灭迹，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道德状况，可真是要无法想像了。 文学阅读越多，明辨善恶的能力就越强 为同听众交流，讲演被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交流的精彩纷却呈为人始料不及。有人问，宗教和哲学历史上拯救过人类吗？还是仅仅是虚幻的拯救？罗蒂的回答是，宗教和哲学在它们的时代已经做了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16世纪之前欧洲人是到宗教里寻找救赎真理。16到18世纪是哲学特别是科学的世纪，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不断创造新的话语模式，科学发现替代了敬畏上帝。但是今天不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的处境和我们的前辈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也有不同的满足需要的方式。19世纪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纷纷在公共场合朗读自己作品的作风，导致文学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化和流行化。到20世纪，我们就到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寻找生活导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