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在其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的权威性等，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看起来又相互矛盾，却真实反映了米勒的学术心迹。 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 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评家，米勒先生对文学的洞察与体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他发现，电信时代的文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 “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是这个样子……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ethos and values）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年来，正是这些虚拟的现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 在那篇引起中国学人强烈反应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从德里达的《明信片》谈起，并引用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样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坦言，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及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即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不管对德里达这段话有怎样的反应，米勒接下去还是得出了一个引起中国学者广泛讨论的结论：“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中国学者的反应 米勒自1995—2004年以来在中国国内各期刊上发表上述言论之后，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米勒关注的，也是正是中国学者关心的。更何况，在当下的历史语境面前，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不再是孤立的，而必将是本土文化建构自身的力量。 对于米勒的言论，国内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与米勒商榷的，主要是针对米勒所谓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发言的。他们不赞成米勒关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认为只要基本的人生焦虑存在，以化解人生焦虑为旨归的文学就必然存在；另外一种态度，是应和米勒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的预言，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理论死了，应该离开文学和文学研究去搞时尚、美女、楼盘、别墅等所谓的研究。我理解与米勒商榷的中国学者的初衷，也理解这些学者捍卫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热情与信念，更赞同这些学者给出的文学及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在一些学者逃离文学研究阵地而另谋出路的背景下，出面与米勒商榷，的确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的。对于后一种态度，我们并不赞同，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六经注我”的浮躁和为争夺文化资本而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这个问题当另文探讨）。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应和派还是反对派，都存在着对米勒“终结论”的误读。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学者抽去了米勒“终结论”的具体语境，而只是从字面得出了简单的判断。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的人，怎么会断然说出文学或文学研究终结之类的话来呢？不错，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的确引用了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观点，预言了在新电信技术的王国里文学将走向终结。但是，米勒这里所说的终结，主要是针对欧洲17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主要表征的传统而言的，而并不是笼统地宣布一切文学或文学研究的终结。而且，米勒对德里达的预言并不是没有疑虑——尽管他是一个十足的德里达信徒。面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米勒的内心是不安甚至是痛苦的，语境的变化并没有掩饰他对文学的坚守与信念。米勒坚信，“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一如既往的那样……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不仅如此，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还给出了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存在的三个理由：一是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无可比拟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生活在任何一位作家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或生活在某种东亚文化当中，生活在我们自己文化之内的某种少数种族文化是什么样子；二是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这些语言的运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三是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是达到正视我们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方式。这三个理由，使米勒坚信，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存在，不仅是彼此交流的需要，更是构建人性的基本方式。看来，米勒所谓“消亡”、“终结”，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所谓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结束，一定程度上或可理解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原有样式的结束和新的存在方式的生成。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米勒“终结论”的背后，其实表征着米勒两个维度的理论探索和价值指向：一方面，在电信技术王国的时代，米勒依然坚守几十年来形成的对文学的执著和偏爱，依然孜孜以求，不懈地探求文学的魅力，从而为全球范围内本来显得贫乏的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文化语境，米勒以理性审慎的态度思考文学的命运以及文学研究的出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研究视野和研究心态，从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 米勒所以能够置身当代境遇不断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走势做出判断，不仅与其深厚的文学研究功底和理论洞察力有关，更与其所秉承的解构主义式的研究文学及一切文本的专业精神分不开的。他坚信，“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深入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面对修辞阅读时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的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米勒称它所践履的解构主义批评实践，是一种“修辞性阅读”：“关注语言的修辞行维度，关注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这一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姿态，确保了米勒在思考问题时，决不是先入为主式的或经验主义式的，而是始终不离开文本，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捕捉到他人无法进入或无力解剖的矛盾与问题，从而抵达文学研究的深层。可以这样说，“语言”、“细读”不仅是米勒理论研究及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理论体系不断超越自身得以保持鲜活的法宝。米勒的言论是历史主义的宏观考察与文本主义的微观探究的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