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漫谈

作 者:
王蒙 

作者简介:
王蒙(1934—),男,河北南皮人,著名作家,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顾问。北京 100000

原文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文学能安慰灵魂,挽留生命,使现实生活中无缘接触、体验的东西成为我们生命中幻想、感动的一部分。中国小说偏向趣味性,自清末以来,人们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接受了现实主义,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批判,宣传新的思想精神;西方强调小说的虚构性,重视小说是否具有阅读性。小说有出名与不出名之分,还有可转述和不可转述之别,但都可带给我们许多人生况味的体会。现在小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消费性小说,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还没充分发育时的一种现象。仅从趣味、休闲的角度去读一些书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武侠、言情,但我们还要读一些更好的作品,使我们在精神情感和体验人生方面更加丰富。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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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 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7)06-0621-04

      我这里所要讲的小说不是文学史上的小说,如唐宋传奇、宋明话本、明清长篇等,也不是从小说理论的角度来讲的,而是从我本人与小说的渊源及对小说的理解来讲的。我想谈谈小说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有小说

      我首先讲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是中国最早的大灰狼的故事:大灰狼假装妈妈或奶奶侵害儿童,最后被儿童战胜。据研究,婴儿在临睡前有种恐惧和不舒服感,所以他们总喜欢在睡前听故事,因为大人叙述故事的那种亲切的声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使他们不再感到恐惧和孤独。其实,当我们长大后,阅读小说仍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并不孤单,总有一些人是我们精神上的兄长和母亲,他们有比我们更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有着仁爱的心灵,通过这种小说的讲述给我们以安慰,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放松。另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是《一千零一夜》:国王因几次被其妻欺骗,于是痛恨女人,就制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娶一个老婆,第二天早上将她处死。这次国王娶的是一个宰相的女儿,在国王要杀她的头天晚上,她恳求国王让她妹妹陪陪她,妹妹让姐姐给她讲故事,于是,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要上刑场时,故事还没讲完,这个故事很动人,国王极受感动,就让其妻继续讲下去,结果就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因此改变了凶恶的面貌和每天娶一个妻子然后将她处死的魔鬼制度。我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象征的,美好的,它不仅安慰了公主,而且战胜了野蛮和死亡,宣布了生命的胜利。故事的叙述包含了生命的奇妙和美好,对人有巨大的吸引力,让人难以忘怀。

      其次,不同的人写小说有不同的动机和因素。如巴金在回答法国记者对他为何写小说的提问时说,他要歌颂青春,歌颂光明,而当时的黑暗势力压迫着青春和光明,所以他要写作,要抨击旧社会,推翻黑暗势力。巴金是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角度出发来写小说的。而当别人问史铁生为什么写小说时,他的回答是为了不自杀。别人问他最近忙什么?他说在生病。一生在做什么?回答一生都在生病。我理解、同情史铁生的说法,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已成为他抵抗死亡的一种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在写作中,他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与生命是同在的。至于我自己为什么要在1953年刚满19岁时写《青春万岁》。在我看来,当时的我已经经历了许多事情:新中国的成立、各种政治运动、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等。我们那一代人有着与其他时代的人不同的经历:那种革命战争胜利的欣喜情景,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景等,我如果不将它们记录下来,就会永远过去,永远不会再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转瞬即逝,小说正是对时间、青春和生命的挽留,我就是想通过小说把正在被时光冲刷的东西留下点痕迹。小说是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和姐妹,小说所写的内容有些与我的生活有密切联系,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这与我当时的经历极其相似,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而有的小说与我的实际生活并没什么联系,但我的精神成长却与它们分不开。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当时十七八岁,并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经历,实际生活中也没有接触过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贵妇人,但这部小说给了我许多安慰,让我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感情。特别是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哥哥向家庭教师求婚的那个情节,写得神妙极了,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类似小说中人物那样想求婚而又错过求婚的经历,但这个情节却让我精神上感到很振奋: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是多么微妙,计划好了的爱情不一定是真爱,而错过去的爱并不一定真错过去了。文学不仅可以充实生活,而且能安慰灵魂,挽留生命,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缘接触、体验的东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至少成为我们生命中幻想、感动的一部分。也许我们一辈子只恋爱过一两次,但因为我们读了许多书,于是我们知道了许多爱情故事,实际上,阅读爱情是非常享受的。

      二、关于小说的观念

      中外关于小说的解释是不同的。中国强调小说的“小”,最早《庄子》中将小说解释为“稗官野史”,泛指记载逸闻琐事的文字。中国文学观念中重视诗歌和散文,将它们看成雅文学,而小说和戏曲则被看得很低,被称为俗文学。所谓“诗言志”,是指诗歌表达了人们的精神志趣和价值追求,而小说是琐屑的言行,它偏向趣味性,它不是发挥、论述或抒发,而是讲述,讲述就要让人喜欢听。中国小说最容易被扣上诲淫诲盗的帽子,往往涉及到男女之情,不为封建社会正统所容忍的带有颠覆性的言语及行为等。《红楼梦》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诗词歌赋,一方面是出于舒缓叙述节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人物的性格,如同一个诗题,林黛玉、晴雯、探春等作出的诗是不同的;同时,曹雪芹生活在一个没落的朝代,他没有机会给帝王写策论,所以他担心读者认为他只会写小说,于是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诗歌以体现其文学品位。所以中国一直是从“大”与“小”来解释小说的。外国则不同,他们不强调小说的“大”与“小”,他们的小说没有“小”的意思。如英语中,novel表示长篇小说,short story是短篇小说的意思,fiction则指中篇小说,它还有虚构、谎言的意思。巴尔扎克说“小说就是庄严地说谎”,强调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与历史书划清了界限。而最近西方又流行non—fiction,类似于我们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这实际上是存在着悖论的,因为文学允许虚构,纪实不允许虚构。

      中西方这种对小说的侧重点不同,导致了小说观念的不同。中国自清末以来,人们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接受了现实主义,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批判,宣传新的思想精神。如鲁迅小说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拯救。我们不求小说的虚构性,相反,甚至把它当作真实的情况来看待。关于小说的“大”与“小”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我最近在自传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文艺报的一些评论家指责当时小说往渺小的方向发展,说当时的小说喜欢写“小猫”、“小狗”、“小花”、“小草”、“小男”、“小女”等;左翼文学批判《杯水风波》没写“大海”、“大江”,仅仅写“一杯水”。我对这种现象很反感,若真要改变的话,那就将“小说”改成“大说”,一律写论中华民族的前途、人类文明、地球的未来等。其实80年代后期铁凝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杯水风波》,写在火车上一位农民与另一位旅客在喝一杯水上发生的冲突。创作者认为杯水风波很好,因为小说的特点就是以小见大。西方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因而他们不重视小说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而在于它是否吸引人们的兴趣,是否具有阅读性。小说到底写得“实”好还是“虚”好,写得“大”好还是“小”好,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中国过去将小说看得很“小”,到了梁启超时又将它看得很“大”:所谓“欲兴一国之政治者,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者,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教育者,先兴一国之小说”。总之,改革社会就要从改革小说做起。照这样说来,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搞得不好,那只要某个人写篇这方面的小说,然后大家都按小说中说的去做,就能把高等教育搞好了,实在是书生想法。因为小说中写得很美好的东西现实中不一定能实现。但确实也有一些小说对现实生活揭露得很深刻,如许多人就认为林肯发动黑奴解放运动与《汤姆叔叔的小屋》有关系,狄更斯的一篇描写童工的小说推动了英国制定《童工法》和《劳动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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