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西学东渐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西学进入中国以明末(明万历十年，即185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为开端。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著刊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向中国知识界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及一些世俗文化知识，其中以天文学和数学为主要内容。中国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采取的态度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排斥、怀疑，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信任并加以利用，但最终因其不能为稳固统治发挥作用，还是坚决地将西方学者驱逐出境，从此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机会。而当时中国一些代表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与科学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西学的优点，并在实践中有所应用，但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使他们把比较与会通中西文化的结论最终归结为“西学中源”说。中国人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倾向的结果只能是排斥并打击外来文化，而盲目排外的代价就是科学上和制度上的进一步落后。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在日本，西学的传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0年以前的南蛮文化和此后的“兰学”。同样是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宗教信仰、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南蛮文化时期大量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学、航海术等经过曲折的发展，为日本近代文化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在此基础上举起了“兰学”。兰学时期，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翻译和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幕府统治者对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长期的反对甚至镇压政策之后，也逐渐认识到兰学对于发展生产和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因此，19世纪初，兰学成为被统治阶级所承认、为政权服务的“公学”，得到幕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积极的外部条件使得兰学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期稳步地发展并不断得到普及。兰学通过近百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内涵以至社会原理的体系性理解，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社会群体。由此，“兰学”成为日本社会与西方先进文化联系的纽带，为“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二、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局限及其近代化形态的确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学来说，也同样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启蒙。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其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成为可能。 首先，中西美学和文学思想在接触和撞击中初步融合与结合，呈现出建构现代文艺学科的趋向。我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不仅非常丰富而且源远流长，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古典文艺学呈现为一种直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理论话语形式。许多丰富、精辟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见解都以诗论、文论、书论、画论或乐论等形式出现，而几乎没有系统阐述文艺学或美学理论的专门著作。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文艺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关于文学和艺术基本理论的自觉的探讨。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成为中国建立近代文艺学体系的参照，中国的启蒙学者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和学说建构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或以之为理论方法阐释中国具体的文艺现象。通过他们的努力，近代形态的文艺学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一、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初步确立，“美”作为一个明确的范畴从各种艺术论中独立出来；二、从概念层次上对人类审美活动内在性质进行界定，文学和美学中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三、从审美的意义上探索文学和艺术的特点，赋予文艺批评以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四、在中国古典艺术实践基础上结合西方学术话语，造就了不少适于凝聚和传达中国艺术经验的理论话语；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