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一直被认为是文学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之一，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文学虚构问题，文学虚构问题是文学理论研究最基本，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进入20世纪，在语言论转向的氛围影响下，文学虚构问题的研究方式由虚构内容转向虚构话语，出现了文学虚构问题被悬置(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泛化(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现象。与之相对的是，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言语行为理论和可能世界理论的兴起和介入，文学虚构问题被注入了语用学和新语义学内容，重新焕发新机，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角和范围，而且扭转了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探讨文学虚构与言语行为理论、可能世界理论的关系，对掌握当前的文学虚构研究的趋势，进而深化对文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什么是虚构？自古以来，诗人、作家、哲学家、文论家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些看法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即将虚构置于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模式中来处理，就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文学的表述言词与世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称这种关系为‘虚构’”①。虚构，总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人和事，相对现实而言，是“虚”的、想象的、非实际存在和超越现实的，即使是悬置或泛化文学虚构问题的主张，也是从力图回避或消解这一关系模式展开的，所以，在传统文学理论中，现实世界成为文学虚构问题探讨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最早在这一模式下探讨文学虚构问题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尽管按照他的本体论，现实世界也不是真实的，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相比较而言，文学艺术离真实更远，因而，文学虚构被柏拉图视为“谎言”，诗歌要被贬斥，诗人要被驱逐，如同马克·爱德蒙森评论的，“文学批评在西方诞生之时就希望文学消失”②。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同模仿论，但不承认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世界的存在，他只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可是这个现实世界在他眼中却是一个可以划分为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层次，不断向上超越，接近真理的分类分级世界，而他认为文学虚构类似哲学，接近一般和普遍层次。在《诗学》中，他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观点，历史只是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叙述的是个别的事，而诗“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③，因此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接近真理。亚里士多德由此为诗辩护，为文学虚构留下了合法性的空间和地位。不论是贬斥还是辩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文学的虚构特征，都依据文学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来论诗。模仿论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虚构来自模仿现实，只有把虚构的内容还原到现实世界，视为现实世界的再现，才能论证文学虚构的价值，这也是后来各种文学再现理论、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思路。 文学虚构性在浪漫主义的“表现论”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张扬。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正是文学的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虚构与想象、创造等特征一起被纳入文学的现代含义，成为“文学是富于想象性的作品”这一现代含义的核心因素，影响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表现论不强调虚构来自模仿现实，而是强调“诗所表示的对象就不再属于外部世界，而只是诗人内心状态外化的等值物——是扩展了的、形诸言语的象征”，它甚至认为“只会简单模仿的文学作品根本算不上诗”。表现论以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取代现实世界，而不再是从现实世界的关系模式来探讨文学虚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但是，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理想观念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自于感觉经验的世界，它们对于现今自然的构成和秩序仍然有着贡献，即便这种贡献是间接的”④，那么表现论仍然与现实世界存在间接曲折的联系，它可以被看作在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插入了人的心灵世界作为中介，肯定了文学虚构与诗人的心灵世界的直接联系，但仍无法摆脱与现实世界的间接联系，因此，表现论并没有彻底改变文学虚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模式，仍有依附和还原现实世界的倾向，与模仿论和反映论也有间接的联系。 进入20世纪，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文学虚构问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内容由虚构的人与事开始转向虚构语言、话语的指称与效果问题。在20世纪上半期欧陆流行的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虚构问题被悬置和回避。俄国形式主义所定义的“文学性”主要是指作品语言层面的手法和技巧，不包括虚构性，而其之所以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是为了强调文学语言具有自指性而不是虚指性特征。结构主义则致力于探寻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而不是文本的制作问题。它与形式主义一样，都回避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纵向关系的探讨，也就悬置了文学虚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个用声音表达思想概念的自足的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索绪尔的所指不是指外部世界里的实物，而是概念，这事实上切断了语言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索绪尔进而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性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对外部事物的指称，这让语言不再依附于现实，也就回避了立足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虚构问题。 但在英美流行的新批评仍有文学虚构问题的痕迹，尽管这不是新批评讨论的重点。新批评把文学虚构问题转换为虚构话语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贡献。兰色姆在他的“本体论批评”中，尽管重点在于强调从文本结构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但仍提出了诗歌话语的特异性在于联系外部世界的看法，他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在科学话语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或者说那些世界(因为科学描绘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科学世界是生活世界经过了约简，它们不再鲜活，而且易于驾驭。诗歌试图恢复我们通过感知和记忆粗略认识到的那个丰富多彩也更难驾驭的本原世界。”⑤这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有明显差异，根本原因在于，新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语义学理论，特别是瑞恰兹的语义学理论，而非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语义学重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瑞恰兹就提出过诗歌语言是“伪陈述”的观点⑥，这明确涉及文学虚构问题。但无论是瑞恰兹还是兰色姆，新批评关于文学虚构的观点显然陈旧，韦勒克一针见血，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说的一个翻版”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