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9—0184—05 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既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颇具争议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然贯穿于整个文学理论史。就概念本身而言，真实一词与现实、事实、纪实等诸多概念在某些方面相趋近，而虚构则被置于对立面，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似乎具有某种先验的确定性。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两者的对立被逐渐消弭，元小说的大量尝试将虚构与真实的绝对界限打破，“元小说既揭示小说文本和现实的虚构性，又揭示虚构的真实性，展示了现实和虚构融合的状况”[1]。二元对立的消弭建立在两者互渗的逻辑前提上。 二元对立的消弭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反思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既然绝对的对立不再存在，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也就不可能被固化，非虚构小说这一带有矛盾意味的概念也就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非虚构”指向了真实，而“小说”又必然是虚构的，两者的结合呈现出互渗的倾向。虚构叙述逼向真实感，真实性又拒斥着被虚构所同化，虽有互渗，但二元对立模式仍在固守着各自的边界。 对立和互渗的共同作用之所以看似矛盾，是因为对这种关系的认知建立在静态观上。一旦将文学文本的发送与接收置于动态链上考察，对立与互渗的矛盾就能够得到有效解释。伊格尔顿指出：“在‘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分是行不通的。”[2](P.15)这是因为互渗的存在干扰着两者绝对界限的划清。另外，达维德·方丹认为：“虚构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着的”[3](P.63)。也就是说，从历时性来看，某一时代的虚构在另一时代可能被认为是真实，反之亦然。比如各个民族在古代皆有神话传说，“今人认定的虚构，在人类童年阶段则为纪实，他们当时即如是思维与言说，他们把想象的形象与事物作为实有。”[4]虚构的边界虽然会有历时性的变化，但从共时性来看，主语仍能叫“虚构”是因为虚构本身必然有界限，一旦界限全无，虚构这一概念本身也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文学文本的构建需要作者，文学文本的阐释又需要读者，既然文本无法孤立和静止，将真实与虚构问题的讨论放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将能够考察真实与虚构如何一方面保留各自边界，另一方面又在彼此互渗，“非虚构文学”的存在也就成为了这一意义运作的衍生品。“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文本意义)——接收者(解释意义)”[5](P.50)，借助于符号过程中的三种不同意义，将非虚构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本文重在厘清非虚构小说的表意策略，并从中继续“真实与虚构”关系问题的探讨，为两者关系的解读提供一个符号叙述学视角。 一、召唤真实：作者与文本的合谋 追溯“非虚构”概念的缘起，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出版《在冷血中》(In Cold Blood)，声称此书是“非虚构小说”，是他所首创的“新的艺术形式”[6]。但这一称谓并没有得到认可。作者虽然本着客观的态度去记录，但一旦落实到文本，事实本身就化作了文字符号。按照符号学的解释，“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5](P.46)，符号可以再现真实事件，但不等于真实本身。 我们对“真实”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符号不等于对象，作为被记录的对象，事件已经发生。作者诉诸文字，只能是一种符号再现，用文字记录的事件不是事件本身。其次，“是否‘有关真实’与是否有‘真实根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7]也就是说，非虚构文学可以不断展示证据表明有“真实根据”，这是加强真实感的手段。但虚构文学也可以“有关真实”，毕竟任何想象都需要现实依托。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总是存在着“疏离”与“对应”，非虚构与虚构都与真实相关。 对于嫦娥奔月的传说，古人会信以为真，今人虽然知道是虚构，但故事本身也需要符合逻辑，而逻辑则是通过文本发送者的叙述来搭建。凭空的虚构不可能，虚构在真实的羁绊下做着各种逃离的尝试。以下两点将成为我们讨论的基础：事件真实不等于再现真实；任何虚构都“有关真实”，有“真实根据”不过是加强真实感的一种叙述策略。 非虚构小说就是通过作者与文本的合谋去召唤真实，这个被召唤的真实虽然还是再现真实，但是不断地向着事件本身逼近。虽然从符号学角度讨论“真实性”无法讨论“客观真相问题”[8](P.27)，但基于阐释社群对于某些常识的认定，可以由此出发去分析文本叙述如何建构真实。不同叙述策略的运用借助于一系列有“真实根据”的素材，不断强化“有关真实”的程度，从而让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相区别。这一合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一。从叙述学角度看，“叙述者与受述者直接与叙述行为有关，人物、情节等等叙述文本中的成分是在他们直接的信息传递中产生的”[9](P.20)，叙述者在文本内，而作者在文本外，两者处于不同的层次。非虚构文学的叙述者直接表露自己的身份，与现实中的人相等同，这样就增强了叙述者的可靠性。例如《瞻对》的叙述者就是作者阿来，《中国在梁庄》的叙述者就是作者梁鸿，这样就造成了文本内叙述者与接收者(或读者)处于同一个时空的感觉，从而打破了文本内外相区隔的印象。即使是代他人发言，作者也会强调文本内记录言语出自于他人本身，保证叙述者与现实人物的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