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在人類精神的教化過程中承擔着重要功能。這裏所說的“詩”,是指作爲人文學文本的詩,而非僅僅作爲一般文學體裁之一種的詩體。①此處區別的標準是:前者(人文學文本的詩)不僅具有通常像人文學科文本的詩之體裁形式,並且其表達或呈現的內容指向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宇宙之終極本體,是關於“性與天道”的詩性語言表達方式;而後者則僅限於表現人在現象界之生存的喜怒哀樂之情,無關乎形上之旨。從世界範圍看,在所有主要的人類精神文明進化譜系中,都曾有過一個以“詩”的方式對人類精神實施“教化”的開端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歷史學家維柯(G.B.Vico,1668-1744)通過細緻梳理人類早期的精神進化史發現,人類早期的歷史其實是一個“詩性智慧”的時代。②儘管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與“詩性智慧的時代”漸行漸遠,但作爲人類精神文明遺產的積澱,詩與人類精神發育的關聯這個話題始終沒有被人們遺忘。它與人類精神科學的其他學科如史學、哲學等等,一道進入“人文學”的領域,繼續承擔着從精神學意義對人類實施教化的重任。然而,究竟什麼是詩?詩能够承擔人類精神教化的根據何在?它的教化功能是如何實現的?它與其他的人文學教化有何不同?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一、論“意象本體” 也許是有感於工業與科技文明的異化對詩性智慧的遮蔽,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在晚年多次談到“詩”,對於什麼是“詩”的論述也相當廣泛,並希望以“詩學”的方式來重新塑造人類的現代文明。這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有兩點:一是對“詩”的本體論地位的強調,認爲“詩”從本性上說是“天人之學”,是關於“性與天道”的“道說”,這種道說對人類精神生活影響至爲深遠;二是“詩”通過語言來談論或者說“呈現”天道,因此,理解詩及其本質離不開語言: 筹劃着的道說就是詩:世界與大地的道說(die Sage),世界與大地之爭執的領地的道說,因而也是諸神的所有遠遠近近的場所的道說。詩乃是存在者之無蔽狀態的道說。始終逗留着的真正語言上那種道說(das Sagen)之生發,在其中,一個民族的世界歷史性地展開出來,而大地作爲鎖閉者得到了保存。籌劃着的道說在對可道說的東西的準備中同時把不可道說的東西帶給世界。在這樣一種道說中,一個歷史性民族的本質的概念,亦即它對世界歷史的歸屬性的概念,先行被賦形了。③ 語言本身就是根本意義上的詩。但由於語言是存在者之爲存在者對人來說向來首先在其中得以完全展開出來的那種生發,所以,詩歌——即狹義上的詩在根本意義上纔是最原始的詩。④ 但是,詩的這種語言特性何在,它究竟是如何呈現“天道”的?這一問題假如不從剖析詩之語言入手,那麽,詩之存在論與本體論的地位尚難說已經最終解決。 這裏,先從西方文化對此問題的理解開始。在西方,最早從語言上探討“詩”之何爲的代表人物是亞里士多德(Aριστοτ
λη,前384—前322)。在他的《詩學》一書中,不僅對“詩”的本質作了闡述,認爲詩比歷史更真實,而且還從語言學的角度對這種詩的真實性作了說明,這就是關於詩的“摹仿說”。在他看來,詩對世界之真實的把握是由於詩的語言是可以對真實的世界加以摹寫得以實現的。但問題是:這種對世界或者說現實生活中人物的摹仿或描寫,是否得到的就是世界或者說人間世的真實呢?通過對亞里士多德關於具體的人物描寫的論述來看,他所謂的真實,乃現實世界中表象的真實。這種表象的真實,無論在細節上如何逼真,卻無法呈現出人的精神性存在之真實。這是因爲,亞里士多德關於詩的真實,其追求目標就在於現實世界的“現象之真”。從這一意義上說,他的關於詩學的語言,實乃表象性的詩學語言。這種詩學語言無論多麼富於形象性、想象性,其終究囿於現象界的摹仿與描繪,而實難逃離現象性的窠臼。 自亞里士多德以降,西方的詩論或文論在談論起詩的語言時,無不囿於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的“摹仿說”的詩學觀念。典型者如萊辛(G.E.Lessing,1729-1781),在總結詩如何以“摹仿”觀念作爲其創作活動的指導原則時說:“詩在它的先後承續的模仿裏,也衹能運用物體的某一特徵,所以,詩所選擇的那一種特徵應該能使人從詩所用的那個角度,看到那一物體的最生動的感性形象。”⑤即以海德格爾而論,儘管他沒有就何爲詩的語言問題做過具體討論,但通過他對荷爾德林(J.C.F.H
lderlin,1770-1843)的詩所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認爲構成詩的語言學要素就在於其形象性,而所謂形象性實乃立足於對人之處於現象界之存在境遇的表達與摹仿。⑥西方詩論中這種強調運用形象性描寫或者說想象來表現人之現象界的生存境遇及其追求的詩學語言,可以稱之爲“形象語言”。但是,這種語言是如何表達、呈現人的超越的精神性維度以及窮達天人之際的?這對僅僅局限於現象界之描述的形象語言來說似乎是一道難以把握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