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02-05 近年来，“文学人类学”对学术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20世纪80年代以神话原型批评热为先导，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著作，“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于1996年的成立以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和“文学人类学论丛”的先后出版，使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最突出的实绩之一。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实践，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把过多精力放在论证这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存在的理由以及合理性等问题上了，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反思问题。无论把文学人类学看成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学科性质的东西，对它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当务之急。 其实，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所面临的课题和问题都很多。如近年来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人类学的严格训练，只是凭个人兴趣自发地借鉴，由此造成知识结构的失衡，所以，人类学科班出身的人会认为这种研究是野狐禅，而坚守传统研究范式的人又会斥之为标新立异或生搬硬套，这就便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定位、课题设置、经费申报、人才培养诸方面都缺少支持和保障。而且，由于这种研究本身的难度较大，现有的成果中确实存在不尽完善之处。最近，我对自己以前的研究就有所反省。 在文学人类学还处于“弱势话语”的初期阶段就对它吹毛求疵似乎有些残酷，但无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一种方法，实践它的学者自身确实需要在学理和学术上提出高标准和严要求。应该说，如何化解人们对它的误解以及它本身如何深化理论认识和提高研究质量是目前文学人类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些学者因为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实际存在的某些缺点、不足甚至错误就对这种方法本身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也有人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以文化特殊性、纯真性和自足性为理由排除了跨文化比较和阐释的可能性。我想，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抱守传统的认识论，认为历史和典籍有一个先在的本质或意义，解释、理解历史或典籍的过程就是利用恰当的方法或者沿着正确的道路重新发现这个早巳存在但又失落了的本质或意义，伽达默尔称之为“死去的意义”(dead meaning)。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支配下，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当然会受到怀疑甚至鄙夷。当代哲学解释学业已证明，理解和解释并非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外在于自身而且潜藏在对象之中的“意义”的发现，而是解释者与被解释对象的相互交流和理解。这是一个“视界融会”和相互建构的过程。理解和解释不是再造古代的、历史的、作者的或某个文化的“原意”，而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创造“新意”的过程，这就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启了空间。关于哲学解释学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可参看伽达默尔、利科等人的论著。叶舒宪先生在《跨文化阐释的有效性》一文中也从文化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辩证立场上相当清晰而有力地阐明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哲学和认识论依据。[1](P1～16)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内文学人类学研究除了有具体研究环节上的缺点以外，有不少研究者（包括我本人）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对一些重要的理论前提缺乏清晰的认识和论证。这大概是引起有些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不信任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即使是所谓人类学科班出身的有些学者，也存在对西方人类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了解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可能更严重。比如，“文学人类学”，大家都在谈，但它究竟指什么，却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茅盾借鉴比较神话学对中国神话的研究、闻一多从神话民俗角度对《诗经》和《楚辞》的解说、郑振铎用《金枝》的巫术理论分析汤祷传说，以及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20世纪60年代之间兴起的神话批评，都属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不过，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当文学和人类学作为两个学科互相发现了对方的吸引力以及与自身的深刻关联之后，“文学人类学”的提法才正式出现。虽然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解与欧美的界说有些相似，但从迄今的研究实践来看，运用人类学方法和视野研究文学仍然是国内文学人类学的主流。 西方人类学始于传教士和旅行家的日记或记录所带来的对远方异域或异民族的意识，而这些日记或记录大多是用文学手法写的，因而可以说，从一开始，人类学与文学就有因缘关系。古典人类学的大家弗雷泽更是以文学笔法写作而著称，刘魁立在《金枝》“中译本序”的开篇即说：“这部书的题名似乎有些奇特。单纯根据题目推断，很像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或者意蕴清幽的长诗，然而它确确实实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2](P1)当代人类学家甚至认为，《金枝》在当时和后来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文学魅力。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古典人类学尽管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但其实证主义态度十分明显，这集中表现在古典人类学研究全面贯彻和延伸了从自然科学引进的生物进化论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虽然继承了实证主义的态度，但他们竭力使人类学变成一门“文化科学”，以弗霄泽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遭到遗弃，日益追求科学化和客观性的人类学似乎离文学越来越远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开始向“历史学”和“人文学”方向发展，60年代发展出以吉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至8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反思人类学，才使人类学和文学走向再度“亲和”。这样说当然是极简单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