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67-07 在论及不能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论的实践及理论缘由时，张江教授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语言与汉语言，无论在形式还是表达上都有根本性的差别，用西方语言的经验讨论和解决汉语言问题，在前提和基础上存在一些根本的对立。不能简单照搬，也不能离开汉语的本质特征而用西方语言的经验改造汉语……实践证明，语言的民族性、汉语言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汉语、使用汉语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建构中国文论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出发点，任何理论都是妄论。”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将汉字归入“表意体系”，随后宣称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②。当我们别无选择地要用汉字阐释中国文论时，首先需要回答的却是：作为“表意体系”的汉字，其根本性特征是什么?而紧随其后的追问则是：由汉字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文论阐释的路径何在?汉字的语根太深，故须追“根”；汉字的语境太重要，故须问“境”；汉字的语用是其长寿秘诀，故须致“用”。由追“根”而问“境”，由问“境”而致“用”，似可探出一条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 汉语的根柢深藏在古文字(殷墟卜辞、商周铭刻、周秦籀篆)之中，需要刨“根”才能问底。从20世纪初的甲骨文，到21世纪初的清华简、上博简，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一次刨根问底。随着“新”的文字材料的不断出现，“新”的古文字被不断识认，中国文论阐释的新景观新气象新收获便在刨“根”中不断呈现和展开。 汉语的性质是表意，意之所随者缘境而异。汉语之“表意”既无时态标识，亦不重空间定位(如前后、内外、出入等所指颇为随意)，更有反训、隐喻、假借、转注、谐音之类，使得汉语的言说与解读高度语境化，若脱离语境则“不知所云”。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话中有话”，故阐释之时先须问“境”，先须返回语义现场，非如此不能释名彰义、敷理举统。 汉语“长寿”的秘诀在于语用，《周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宏大之用，《文心雕龙》“‘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微观之用。经史子集，周秦汉唐，无不因重“用”而致“用”。汉语的致“用”酿成中国文论的致“用”，中国文论的历史意蕴及现代价值在语用中激活，在语用中衍生、再生乃至生生不息。 一、追“根” 黄侃论及“清代小学之进步”，赞其“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③。这里的“语根”是在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文字；若在文字、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中国文论阐释，则应将古文字视为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语根。张江《阐释的边界》称“文本的能指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所谓“文本的能指”即文学和文论文本的语言。文论阐释的首务在于“推求语根”，这个意义上的“语根”，实则包括了黄侃所说的“本音”、“本字”以及最早的形、声、义对字之“本义”的规定和铸造。 文字乃经艺之本，故许慎解“字”说“文”皆重“推求语根”即看重“本义”。⑤王力指出：“许慎抓住字的本义，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训诂问题。本义是一切引申义的出发点，抓住了本义，引申义也就有条不紊。本义总是代表比较原始的意义，因此，与先秦古籍就对得上口径。”⑥又称“从本义可以推知许多引申义，以简驭繁，能解决一系列问题”⑦。中国文论阐释，用黄侃的话说，需要“推求语根”；用刘勰的话说，需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彰)义”⑧。对于中国文论阐释而言，不求语之“根”，不原字之“始”，则无法表其末，更无从释其名、彰其义。 “中国文论”又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其中“中国古代”与“理论”分别标明时空与领域，而“文学”为其核心范畴即关键词。如何释“文学”之名，彰“文学”之义，事关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和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而我们今天对“文学”这一关键词的诠释，从高校教材到学术专著，从期刊论文到大众传媒，大体上是袭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的定义，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性、虚构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依据的是三分法(现实、理想、象征)和四分法(诗歌、小说、剧本、散文)。⑨用这种从近现代西方文论引进的“文学”概念，向“前(昔)”不能解释古代文学(比如经史子集中的文学文本)，向“后(今)”不能解释当下文学(比如互联网上的文学文本)，从而导致“文学”这一关键词之“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导致文艺学理论与文学史事实的分离。 导致“分离”的原因自然是强制阐释，是强制阐释中对汉语言与西方语言之根本性差异的无视或忽略，是文论阐释中未能追问汉语“文学”的文字之根。“文学”的语根是“文”；那么，“文”的语根又是什么?许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从属皆从文。”段玉裁在注明“错当作逪”之后，断定“逪画者文之本义”⑩。许说和段注皆强调“文”的符号性、装饰性和结构性，似与西语“文学”的审美性相契合。然而，《说文解字》所说的“文”，并非“文”的语根，因而亦非“文学”的语根。“文”的语根在殷墟卜辞，而殷墟卜辞出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而，无论是生活于1至2世纪之交的许慎，还是生活于18至19世纪之交的段玉裁，皆无缘见到甲骨文，无缘得知“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11)的甲骨文释义，无缘寻觅“以文身之纹为文”的“文”之本义。 《说文解字》用的是篆体，篆体的“文”字，看字形已经丢失了甲骨文“文”字上本有的胸部之纹身，因而也丢失了“文”之本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文”的语根。刨根问底，文，首先是一个动词，因为文身是一种动作，一种行为。《礼记·王制》有“被发文身”，郑玄注曰：“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这种动作或行为有艺术味道，有创作性质，故可以说是一种艺术行为(或如今人所谓“行为艺术”)。文，同时也是名词，因为文身的结果只能用“胸部有刻画之纹饰”的“文”来祼呈或确证。文，又是一个形容词，意谓文身的、文饰的、有文采的等等，类似于后来加上了“彡”的“彣”(12)。不同的是，“文”是文身之饰而“彣”则是以毛饰画亦即许慎“彡，毛饰画文也”(13)。从广义上讲，“文身”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即“文化”创作)；就文身这一文学创作活动的全过程而言，用作动词的“文”是行为或曰文学活动，用作名词的“文”是文本或曰文学作品，而用作形容词的“文”则是属性或曰文学性。由此可见，汉语“文学”的全部义项及特征，都可以在甲骨文的“文”之中寻觅到它的语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