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7)06-0157-06 中国语境，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语境。就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而言，20世纪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中国语境：一是20世纪初，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是伴随着西方文学被介绍进国内的。据施蛰存统计，1907年的翻译小说有80种，1911年的翻译小说多达400种，远远超出当时创作小说的数量，是“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1]。伴随文学而来的是西方文论思想的涌入：1914年，黄远生在《小说月报》第1、2号上发表《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将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中国；在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心中理想的文学也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五四”以后，欧洲文论的三大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陈独秀、茅盾等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的青睐，周作人、李金发等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使“五四”之后的文学观念具有了浓厚的西方文论色彩。 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西方文论在文论界也只能算是异军突起，中国传统文化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五四”呼喊“打倒孔家店”，但是新儒家仍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且成就斐然。与此同时，学界对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也颇有建树。如1927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方孝岳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罗根泽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39年朱维之出版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今天回过头来看，30年代的古代文论成就实在超过了当时西方文论的成就。这说明“五四”虽然以民主和科学等西方观念为号召，但在文论方面，研究者并没有忘记中国的文学传统，而是脚踏实地地开辟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即使是朱维之带有西方色彩的“思潮史略”，其重心也落在“中国文艺”上。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俄苏文论的强大影响使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强调阶级属性的文论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此期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中基本上是缺席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诸多文学观念纷纷涌进中国，1985年更是被称为“方法论”年：结构主义、意识流、精神分析、新批评等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研究方法，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在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从而使西方文论占据了中国文论界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这股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使西方文论在文论界处于主流话语地位，似乎西方有什么理论，中国如果没有回应，就是文论界的过失。这和20世纪早期对西方文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世纪早期，引进西方文论主要是为了文学革命，而进行文学革命是为了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引进西方文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和国家建设。而80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盲目跟风的现象，有些时候甚至是为了西方而西方。西方文论的引进，固然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但在这股热潮中，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应用有余，对其研究和反思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方文论的引进主要表现在译介和应用两个方面。在译介方面，以几套大型丛书为主。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李泽厚的“美学译文丛书”，以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等。此外，伍蠡甫、胡经之的三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在高校中影响巨大。在应用方面，很多西方文论作为研究方法，被学人加以运用。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例，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了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2]，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至于单篇论文的运用，情况则颇为繁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如李赜的《小说叙述视点研究》在借鉴托多洛夫对视角分类的基础上，对视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但总体上看，搬用的痕迹很明显。二是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依托，针对叙事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彭建明的《叙述类型与展开方式》就系统介绍了叙述的类型和叙述的展开方式。三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参照，又不完全依托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的理论问题发表展开讨论。如何龙的《小说的叙述结构——探索中的小说叙述艺术》对叙述时间，叙述的点、线、面问题和叙述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四是运用叙事理论来分析具体作家作品。其中有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易丹的《〈尤利西斯〉与勋伯格——关于叙述形式的几点思考》等；有分析中国古代作品的，如王增恂的《〈史记〉的叙述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等；还有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如谭君强的《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距离控制》等。五是运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的小说，如孟悦的《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