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喜人局面，大大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但是在繁荣与喜人的局面中，也出现了不少有待探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小说演义和电视屏幕上出现过于频繁，受到过多的颂扬。这就不能不给人留下疑问：难道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吗？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只要有清官、好官，一切社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又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过分拘泥于史料，缺乏戏剧性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缺乏思想深度的艺术加工，缺乏审美的艺术的品格。这里也给人留下疑问：历史小说的功能主要是什么？是像历史教科书那样传授历史知识呢？还是像别的艺术品那样主要是提供审美的欣赏？第三，有一些作品为演义历史而演义历史，缺乏时代的眼光，也缺乏个人的眼光，没有启迪人的新鲜意味。这里的问题是：历史题材的创作仅仅是为了复制历史吗？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吗？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否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这种时代精神是不是就是借古喻今？不难看出，当前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存在三个向度的问题。 一 历史的向度 谈到历史的向度，大家首先考虑的就是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观的问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唯物历史观当然是不容置疑的。的确，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创造的，不应把他们摆到过分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也不要简单地直线地去理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以为写历史题材就非去写农民起义不可，帝王将相一律不许写。我的看法是帝王将相也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怎么写。历史发展观的主要问题在于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总趋势，要把所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去考虑，不要把历史人物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抽出来，孤立地加以描写。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专写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由于通俗好看，能唤起人们对现实的一些联想，赢得众多读者，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但其历史观并不是没有问题。“帝王系列”所写的“康雍乾盛世”处于18世纪，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乾隆（1736-1795在位）三朝共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那年离标志着中国衰落的1840年鸦片战争只有44年，离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不但处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这个衰老的躯体的最后的“回光返照”。生活于这个时期的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已经预感到这个社会表面上似“鲜花著锦”、“烈火烹油”，其实“内囊已尽上来了”，最终将“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客观上意识到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命运。曹雪芹这种对于当时现实的感觉是有预见性的和前瞻性的。对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明知“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末世的“繁荣”，是即将开败的花，是黄昏时刻的落日，但作者还是不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它，而用众多的艺术手段去歌颂“康、雍、乾”诸大帝，真的把他们的统治描写成“盛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推销最腐败的专制帝王文化。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远远落后于曹雪芹。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 其实，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国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了资本主义的幼芽，特别是到了晚明时期，资本的流通和市民社会也初步形成，特别是出现了泰州学派，出现了李贽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学者，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不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有可能自然破土而出。这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呢，还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长达134年的统治，虽然社会是基本安定了，生产也得到恢复，但他们把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朝廷的全部政务，包括行政、任免、立法、审判、刑罚等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皇帝钦定。特别是以儒家思想僵硬地钳制着人们，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狱，一朝比一朝严厉。乾隆朝文字狱竟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狱被斩首、弃市、凌迟、满门诛杀甚至灭九族等，层出不穷。整个知识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一扼杀思想自由的行为，最为严重，它直接形成了国民的奴性，也直接导致朝廷眼光狭隘、闭关锁国、蔑视科学、重农轻商等。可以说在康雍乾三朝已经埋下了晚清社会落后、国力孱弱、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幸得很，正当我们为17、18世纪康雍乾盛世而自满自骄自傲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历史大趋势和总趋势坐标中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他们的统治并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然，帝王系列小说并没有从这种宏阔的眼光来认识这段历史，虽然作者也把它称为“落霞三部曲”，但写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种点缀，而歌颂他们殚精竭虑为百姓谋利益，不畏艰险为中国谋富强，千方百计为国家除腐败等则成为主调。历史主要是他们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主人。这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颠倒”。我不认为这样的历史观是可以接受的。 二 艺术的向度 历史题材的创作毕竟是文学创作，属于艺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是不容忽视的。这“审美特性”就应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的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而言，作家的确面临、难解一个悖论。一方面，越是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达到高度的历史真实就越好；另一方面，越是巧于虚构、善于想象，其情节、细节描写越是生动、感人就越好。但这两方面就历史原型说，并不总是一致的。你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实，可又不能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文学的审美特性就必然会被削弱，从而缺乏艺术魅力，不能激动人心，不能引人入胜。可如果你一味考虑虚构、想象、编排情节、渲染细节，又可能会对历史不恭，违背历史真实。这种既要真实又要好看的两难处境，是每个历史小说家、剧作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