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12-0119-0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12.018 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此问题涉及历时维度的文学观念、批评理论、文学作品本体论乃至文学接受等多方面问题。在价值体系建设视野中科学、准确地定位文学批评标准，对于文学传播、激励作者和文学普及乃至美育等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标准 将文学批评标准置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被重新提出，需要搞清楚两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1.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概念与内涵 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有意识建构的整体。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文艺评论活动中解释、参照和评价的价值系统，具有体系均有的特质：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体系与外在环境互相制约和作用，使机体始终处于活动、稳定和整体状态；体系具有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笔者就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总体面貌的基本设想为：以含有文学价值元素与特质的基本文学观念为核心，汲取与文学观念相互联系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建设由基本原则和不同层次的立体性的融洽系统。基本原则为统帅，不同层次划分则力求体现稳定部分和不断调整部分的相区分。① 2.文学批评标准的概念与内涵 文学批评标准，也称文艺批评标准。前者的批评对象专指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后者的批评对象泛指所有艺术门类。批评实践中两者常交叉和互换使用。本文暂取前者的涵义。文学批评标准是传统概念。西方文论和我国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中相关研究早已存在。批评标准，是依不同文学/文艺观念建立的衡量文艺作品或者文学作品的准绳。因此，有缘于不同理论流派、取向的批评标准之争。所谓准绳，对应的客体为作品。以文学活动论的逻辑看，文学活动包括作家创作活动、创作结晶的作品以及作品审美接受者及其活动，审美接受者又包括鉴赏者和批评者。作家创作和审美接受活动，属于心理活动范畴，不呈现为外在凝聚物，均不适宜以标准衡量。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所谓“意图谬误”和“理解谬误”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中西方广泛传播，以及西学东渐后在我国语境的反思性汲取和批判，目前学术界就此已成共识。西方的美学家从美学的高度，也始终注意到，“错误的解释和荒谬的解释”②主要来自看重和依靠艺术家的意图表述。因为，当艺术家脱离了艺术创作过程，他常常喜欢一个华丽转身，变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价者。创作者的意图可以分析和参照，但不可凭依。其实，我国学者直至最近依然在重申：“文学批评的任务主要不在于还原作者的意图”。③唯有文艺作品，作为以语言为媒介或其他材质为媒介的艺术创造的物化凝聚物，方呈现为可品味、鉴赏、揣摩、评说的对象。“文艺评论标准”是衡量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学术界有共识。 3.文艺批评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标准的关系 文艺评论标准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都是人为建设的理论形态，包括但不止于发现和描述现象，且诉诸理论形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是国家层面提出的研究课题，“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概念由此而出。“文艺评论标准”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在文艺评论作为主体性行为和人为理论建设两个特质方面的共同点而相遇和关联。 关联何在？有学者认为，“基本评价标准作为文学观念的‘硬核’，是文学价值观念的生长点和聚汇点。每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都有这么一个‘硬核’，并以这个硬核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文学价值观来”。④该表述指的是，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的“硬核”，笔者目前讨论的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如果说，价值以及由此的体系，必定有集中体现其观念精髓的“硬核”，那么，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之内也有个“硬核”——文学批评标准，当合乎逻辑。 两者的区别恰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理由。区别大致为：第一，两者概念外延不同。“价值体系”概念外延大，“批评标准”概念外延小。两者均为结构性概念，所以，都与外在环境相互依存。即笔者此前表述的“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了外在环境”。⑤可以认为，价值体系依存于社会历史文化这一更大体系；“批评标准”依存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第二，两者主客观的特征有区别。价值体系倾向于客观，即指各种价值以某原则贯通于一体，即稳定的体系，有着始终如一的学理依据。批评标准侧重主观，即标准是批评之准绳，凸显“用”的目的性，用于“批评”主体性活动。“批评”之前，已先期有了对艺术作品的描述，“艺术作品描述的典型用语至少是部分评价性的”。⑥批评标准突出实践性和目标性。所谓目标性，指总是对应某作品，且具有对应所有作品的能力。批评标准物活跃于前台，价值体系作为背景在后台给予理论支撑。第三，两者均为共时和历时之统一体，但各有侧重。价值体系以漫长社会文化背景中价值观的整理、汲取为资源，且适应当下环境和价值取向等因素提炼而成。体现为共时性，更体现为历时性。批评标准以实践性和目标性为突出特质，主要立足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为历时性，更体现为共时性。一篇极有见识的论文《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毛泽东“讲话”产生于战争环境，侧重普及是权宜之计，所以，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提出“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并侧重普及。习近平讲话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物质需求得到初步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党对文艺的要求自然不能停留在一元上面”。所以，将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标准调整为“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的标准。⑦概而言之，时代不同，要求和标准也有不同。前述批评标准的实践性、目标性特质，以及更体现为共时的特点，由此得到历史证明。第四，知识性程度和要求不同。价值体系致力于准确理解和综合处理各种价值及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知性形式，呈现为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可以进行知识性表述。批评标准走向前台，凸显其目的性和实践性，知识性弱。知识性强的价值体系建立后固然可以改变，但改变缓慢慎重。批评标准则根据需要和语境有灵活适度调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总括地看价值体系与批评标准的关系，可以黑格尔在《法哲学批判》中关于伦理和道德具有本质上不同的意义的看法为参照。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个体性的、主观性的，而伦理则是社会性的、客观性的。道德侧重于个体意识，行为与准则法则的关系，而伦理侧重于社会“共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虽然两者都以善为对象，但道德是主观的善，而伦理则是主观的善与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善的统一。因此，道德以伦理为前提，且于伦理中道德获得其真理性，道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的造诣。或者说，自由意志在内心中的实现就是道德，而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就是伦理。从主体意义上来说，道德的主体是个体或自我；伦理的主体是“实体”。因此，道德与伦理的区分，是个体主体与社会共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观的善与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善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