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美洲的文学研究明显呈现出一种双向趋势：向外——从欧美领域向全球扩展，向内——加强对本土文化及亚文化群的民族传统的研究。本来，这两种趋势似乎都应该是对比较研究的一种促进：对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研究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而即便是对相对本土性的比较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推动——要理解某一文化的特点，自然就要拿它跟其他文化比较参照。然而，近几年期刊上的文章和研究课题，却并未显示在比较研究方面有明显的提高。难道比较文学家注定难有作为：在本土研究上，我们的知识装备比不上国内文学研究专家，而面对着文学研究的全球化扩展，越来越超出自己的把握，却仍然只能请那些研究某一领域的专家才能对付？ 担心自己难有作为成了当今比较文学的心病。随着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衰落，学者们发现，要完整地概括出各个文化的要义谈何容易，于是他们往往宁愿集中精力钻研某一时代或地区的文化，而不再追求广泛的比较。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比较文学家都拥有一片独立的领域，它是介于各国别文学和全球文学的广阔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而且大部分研究都立足于西欧几大主流文学传统，把欧洲文学传统作为国与国间比较的可靠基础。不过，随着文学研究从长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幻梦中醒来，比较文学占据的这一中间地带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传播和引进欧洲文学理论中的优势也相应地消失了。当前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土生土长的，“旅行理论”(travelling theory)以译本的形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具体内容似乎无需特别考虑它的产生时代和发源地也能为人所用，这样就无形中削弱了比较文学在理论研究中的某种特殊作用。（萨义德（注：爱德华·W·萨义德(Said,Edwant W,1935-)，生于耶路撒冷，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语和比较文学，著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旅行的理论》、《再论旅行的理论》） 从理论上说，对世界文学的日益重视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然而，目前的后殖民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关注的多是某一语言范围内（比如法国本土之外的法语文学或全球性的英语文学）的文学传播和改编问题，与大多数单一语言内的国别文学研究未必有多大区别。几大主流殖民文学传统以外的文学仍然多是一些专家的研究领域。他们数十年来一直集中研究他们所选定的语言和文化。如今，在这些领域里面也的确产生了出色的比较研究成果，比如谢尔登·波洛克(Shetdon Pollock)关于印度各民族方言的研究和斯蒂文·温丘里诺(Steven Venturino)关于西藏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但是，这些开拓性的研究尚属个别情况，并不普遍，这更显示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比较研究的难度。而如果缺乏了对多种文化的深入了解，比较文学家不是就有可能囿于有限的材料或者流于学术上的走马观花吗？杰出的比较文学家A·欧文·奥尔德里奇(A.OwenAldridge)（注：A·欧文·奥尔德里奇(Aldridge,A.Owen,1915-)，伊利诺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在20年前曾经用一个类比乐观地断言： 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没有一个欧洲航海旅行家能在其有生之年踏遍整个南北美洲，而在20世纪，任何旅行者都可以乘飞机在三四个月里游遍全球各大都市。我们期待着未来的文学研究也许会出现同样的进步，覆盖全球。（第1页）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推进比较研究，并使之能与现在可供比较的大量材料相适应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比“乘飞机观光”式的文学研究更好的方式。比较文学只有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世界文学的语境建立崭新的联系，今后才能蓬勃发展。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比较文学的问题所在和所需做出的选择：民族国际主义(national internationalism)，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和专门性总体研究(specialized generalism)。 民族国际主义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是在同19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中产生的。一些比较文学家研究民族文学传统间的互相影响，而另一些则认为民族一国家像资本主义一样，注定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渐渐消亡。歌德曾断言，在后民族主义世界，作为在文化上的反映，必然出现世界文学。这之后马克思、思格斯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第421页） “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也成了战后美国心向神往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的比较文学家把世界文学领域依然视作“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的继续。阿尔伯特·杰拉尔(Albert Guerard)把这一称号写进了1958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年鉴》中的一篇重头文章。在展望欧洲一体化的时候，他预言“比较文学在其大功告成之时就将功成身退，正如欧洲共同市场的出现，法德之间的‘外贸’就不再存在，两国的‘外交’也就消融在欧洲共同议会的事务里”。（第4页）对杰拉尔来说，1958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比较文学怎么自杀？又应在何时自杀？”他的回答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还没有根除，我们就还有用武之地。”（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