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1－0117－07 我们将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文学政治”，是因为只有找到了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才能确立文学政治学。但文学政治是什么？从静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文学中的政治；从动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政治的文学生产；从变态的角度看，指的是文学接受中的政治。但我们认为，仅仅提出上述概念还不足以描述清楚文学政治的基本特性与存在状态，为此，我们拟从比较的角度提出系列相反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说清什么叫文学政治，真正能够较为广泛地含纳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广义理解与狭义理解、通过广义理解来定位狭义理解，通过狭义理解来牵引广义理解，从而既将文学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加以解读，更将文学政治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加以解读；并且在建构文学政治学时能够以文学政治为核心，将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一系列事件与要素组织起来，使得这个理解体系真正是交叉学科的理论表述。 这系列的相反概念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主、从关系而设立，体现文学对政治的主动关系的概念分别是：文学政治、作家政治、文本政治与接受政治；体现文学对政治的从属关系的概念是：政治文学、政治作家、政治文本与政治接受；将它们对应起来就是：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其中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是一对母概念，其余三种是子概念，正是它们之间的对应性，表明了文学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基本内涵面。 一、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 文学政治指文学中的活动，或者说是文学活动中的政治。出现在文学中的政治，当然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一般属性，但因为已经成为文学中的政治，其主导面体现的却是文学的性质。我们曾提出文学想象政治的观点，其中的想象政治所产生的正是文学政治。它既是对现实政治的吸取，又是对现实政治的文学化超越，它是与现实政治保持审美距离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所以才有学者将其称为“诗性政治”。文学政治与现实政治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孟繁华一方面肯定了文学政治的存在，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文学政治的作用，“我所说的文学政治，是指文学同政治公开或隐秘的对话、表达和阐释，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1]对此处的“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可以加上限定，这个限定还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想象政治，而非直接投身现实政治之中而不能自拔。 文学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作家的审美自由与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检验它时，不能仅仅依据现实政治的当下需要，尽管这个当下需要具有时代的合理性。文学政治的合法性与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分属两个合法性系统，应当遵循各行其是的规则，不能以文学政治的合法性来否定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也不能以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来否定文学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文学是直接建立在依附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现实政治指的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包括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及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等。政治文学是政治介入文学后对于文学的征用，完全体现了政治的意志。前面所述及的文学工具论思想所揭示的恰恰是政治文学的基本特性。对政治文学提出文学的超越问题，极有可能造成政治意志的极大弹压，在这里，文学的位置是摆放好了的，文学是没有超越的必要的。艾思奇描述过政治文学的本质状态，他说：“我们在抗战，我们的文艺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来鼓舞最大的民族战斗热情，来争取胜利；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我们必须团结和组织广大的人民共同战斗，我们的文艺，也面向人民大众，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文艺要首先赞扬和鼓舞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事业，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力量，文艺要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群众相互了解的桥梁，因为他们的相互结合和团结，是革命成功的保证。我们需要打击敌人，揭露敌人的罪恶，需要联合友人，需要推动群众作英勇的斗争，需要集体的英雄主义。对这一切政治方向的要求，文艺工作必须与它合拍。”[2]230－231政治文学就是服从政治的文学，按照政治的现实需要进行创作，它与政治之间形成共生关系，绝对不能游离于政治要求之外。政治文学是不能质疑政治的文学，也是将政治置于审美创造之上的文学。政治文学的合法性来自所依据的现实政治是否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当政治处于清明状态时，它能促使政治文学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可一旦政治处于黑暗之中，政治文学也会陷入错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政治文学的概念，在抗战中代表了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追求，在新时期代表了谋取国家、人民的利益，可在“文革”时却落入路线斗争之中，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二、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 作家政治指的是作家的政治，或者说指的是作家创作中的政治。作家与政治相关联本是作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一个作家不能彻底离开社会生活，他就有可能与政治相关，所以，完全不知政治、不指涉政治的作家绝无仅有。但作家与政治的关联，是基于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常关注而产生的，此时的政治在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中所占有的位置是相对不必重要的，一个作家甚至可以将爱情视作是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作家对政治的态度也是相对自由的，可以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进行选择。作家的政治态度也可能是相当矛盾的，以至于难以区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作家政治只是指出作家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不能由此认为政治完全控制了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极有政治性的作家，但他们又都难以归入某类政治作家之中。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人，但却在创作上表现甚至是歌颂了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是个基督徒，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革命的动向。当恩格斯或列宁这样评价作家时，证明了作家体现政治的复杂性。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身上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作家政治的明确性、广博性与自由性。他终身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关联，这种关联促成了他的创作，诚如诺贝尔奖颁奖词所说，叶芝找到了通向人民的道路，首先不是概念化地找到了人民，而是找到了“爱尔兰人民”这个具体的民族；其次，“他在人民中寻找的不是受到时代的需求而鼓动起来的民众，而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灵魂，他希望把这样一个灵魂唤入一种更具意识的生活。”[3]但叶芝的创作又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这个现实政治保持了距离，他所做的是民族灵魂的探索与发现工作，而非实际地去解决民族解放中出现的什么现实问题。叶芝的启示是：一方面他与政治保持最为密切的关联，明证就是从事民族解放的女人成为叶芝的至爱；另一方面他从这个运动中汲取的素材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酝酿成为精神的东西再加以表现。其实，正是后者使叶芝超越了现实政治，却又没有脱离现实政治，他通过精神渠道与现实政治保持了深层的关联性，而这个关联性使他成为伟大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