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继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4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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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4-0053-08

      一句话概说

      延异(differance)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的一个自创符号,他将差异(difference)中的一个字母E变为A,从而在沉默之中质疑和颠覆逻各斯中心论,进而解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死结。

      大背景解说

      既然德里达解构的锋芒所向是形而上学,那首先就得了解形而上学的基本思维机制。不用说,不论德里达如何立意反抗西方文化传统,他的运思却必须扎根在西方文化的深远背景中。延异,作为其运思策略的基本符号,显耀地呈示出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姿态,同时它也凝重地传承着这一传统中思想的灵性。源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形而上学史,构成西方思想宏大的精神背景。形而上学意在追寻事物的起源目标,设定超越感性现象世界的存在逻辑。其发问方式是“什么是……?”其陈述方式是“主格”加“系词”加“宾格”,其最高和最后目标,是“显形在场的意义”。

      这个显形在场(presence)对西方人的思想方式至关重要。首先,他们通过直接呈现在现场的存在物来理解存在。呈现在场,就是事物被置于意识光线之下,并向意识呈现其自身。意识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就呈现为“你在和我在”关系。通过在场这一中介,意识获取了存在的意义。德里达用现象学的术语把这种哲学刻画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或是“光的形而上学”。不幸的是,当下在场将万千差异化为同一,自我将他者禁锢在意识的牢笼中。这种吞噬一切的形而上学,就成为“暴力的形而上学”,这是西方历史不可规避的命运。

      其次,看重在场,就势必置言语于文字之上。你在,我在,大家共在于世界,因此,众多存在物就如同在一个大教堂里做弥撒。交往之所以可能,存在之所以现实,就在于作为直接中介的言语,那种呈现在现时的鲜活语音。一脉生动气息、一道语音之流,都直接对应于一个超验符号,这被看作是生命的终极眷注。据此,西方形而上学设定了言语和文字的等级秩序,前者为生命,后者为死亡。一切本体论、一切神学、一切考古学和一切末日学,无论其外表符号多么千奇百怪,其内在权威多么森严,无不建立在这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一脉气息之上。这种置言语于文字之上、并以在场为中心的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论,或语音中心论。

      在脆弱的逻各斯中心论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哲学金字塔,在黑格尔及其以后时代,就成为现代性思想家叛逆的对象。而要从整体上动摇它在历史中累积而成的权威,首先就要从金字塔底层释放出一种神奇力量,即“差异”。金字塔是死亡的象征,被镇压在黑暗深层的乃是活的个体及其特异的灵魂。自称“午夜时分”孤独放歌的尼采以及被德里达视为西方形而上学巅峰的海德格尔,就成为西方现代哲学运动中“差异之冒险”的先驱。尼采文本中,差异力量的涌流,敞开一道“未思想之物”的深渊:一切都无非是Dionysus,而Dionysus就是通过差异而活动起来。在海德格尔看来,关键是把存在(Being)与存在物(beings)之间的差异拯救出来。抹杀这种差异,势必将存在的意义硬化为实体,从而遮蔽了存在的意义。

      在西方现代性的深渊中,所谓存在的意义无非是被窒息的个体灵魂。这灵魂总是独一无二的,他要以血性征服死亡,留下活生生的签名。尼采颠倒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被颠倒的形而上学的再颠倒,给予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无穷的精神勇气。具体到德里达,就是要以原始书写铭刻下大写的差异。

      让我们从哲学转向生活世界,回望德里达展开解构思想的政治文化背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这就是法西斯极权对人类尊严的蹂躏以及1968年学生运动对传统权威的拒绝。死亡与青春是西方文化危机的符号。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将差异还原为同一,以牺牲他人权利、压制他人话语为代价来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纳粹对他人生存的系统灭绝就是这种向同一还原的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世界因为这样的同一性而充满苦难与暴力。

      68年学生运动延续了传统社会冲突,但又标志一种对立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生社会力量。年轻人的文化反抗与青春骚动直接针对大学现行体制,进而冒犯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但在根本上,它暴露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危机。技术统治令人窒息,个人精神焦虑不堪。法西斯极权与学生反抗看起来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却是同一传统之根上开放的两朵“恶之花”。它表明西方落入绝境,徘徊在虚无和神话之间。二者凸现的问题,都指向差异。前者以极端否定形式,反映拯救差异的必要。后者则以激进姿态,展示承认差异的渴望。差异作为思想主题贯穿在20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文化中,直接或迂回地显示思想朝着界限之外的异域冒险而去的倾向。

      德里达的哲学还显示出特异的风格,他的犹太教家庭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际遇给他的思想打上了鲜明印记。他的民族背景首先就给他一种他者性,在他的思想中往往蠕动着一种非常遥远的集体无意识,一种几近淡灭的神性记忆。他总感到自己是个孤独浪子,在伊甸园之外流浪。浪子有他特异的灵魂,灵魂升华为大写的差异。差异使他和一切存在永不共时,也让他与一切时尚保持相当的距离。与时间脱节的他永远是大地上的陌生人,而且从不守时正点。延宕而且区分,这不就是延异的精髓吗?

      德里达60年代就关注列维纳斯,欣赏他为脱离希腊本体论而策划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方案。80年代,一种强烈的启示语调升扬在他的哲学言说中,就像在召唤一种神圣记忆,吁请另类神性再度出场。这神性是对差异的神圣化,是一种完全绝对的他者性(the absolutely whole other)。对此,德里达的独特表述是:“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精神”,也就是“对未来寄予特殊希望的预期”。德里达的解构和延异所凭藉的,不仅是古希腊的哲学背景,还有已经退向远景的犹太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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