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0，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138-07 在文艺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借助体制力量，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不同的政党意识将文艺工作者、社团、出版、文艺论争、接受机制等组织和整合成为系统化、程序化的文艺制度。文艺制度是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中想象和实施的。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国共”双方文艺制度的建构更是和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利益分配、资源重组联系在一起。 一、1929年的权力空间和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成型 “革命是一场精神的建构”，“在革命的构想中思想居于中心”，“所有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思想来构筑的”[1]。按照这样的理解，政治活动中思想的构想和现实化以及对不同思想的控制就成为整个权力夺取、巩固和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文艺是精神建构的重要方式和载体。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的政治想象中显然包含文艺的内容，并着力通过中央宣传部去组织、干预思想和精神的建构。 1929年是国民党政府将“思想和精神的建构”体制化和制度化的一年。体现在文艺制度方面，从体制上，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190次常务会议议决的“宣传品审查条例”确立了中央宣传部“思想和精神的建构”的权威性，同时确立下来的还有审查和执行党政分立的体制格局，这保证了在现代国家框架中进行意识形态统治的合法性。第三条“审查之宣传品其征集手续如下：一、各级党部及党员印行之宣传品及与宣传有关之刊物，均须一律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二、凡不属本党而与党政有关之各种宣传品，除由中央宣传部征集外，其关系重大者，各级党部须随时查察征集，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第十二条“反动刊物之查禁印售，反动宣传品机关之查封，及其负责人之究办，由中央国民政府令主管机关执行之。”[2] 564-566许多研究，往往注意了国民党政府意识形态统治的严苛，而忽视了国民党政府把体现政党意志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的企图。因此，1929年也是国民党政府进行意识形态，尤其是针对文学艺术统治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7月，颁发“检查电影片规则”；8月，在上海设立“电影检查委员会”。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制定“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6月22日公布《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 安德鲁·甘布尔在其《政治和命运》中指出权力、身份和秩序三个维度构成政治王国，其中“权力是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它所提出的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和怎样得到。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所作出的决定事关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谁该被包括其中，谁该被排除在外。它决定资源的分配方式，从公职的任命分配到各种款税和利益的分派，以及由公务人员直接控制的诸多行政和管理决定。因此它包括了掌权政治，此种政治是任何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体系都不可缺少的，但它又远比这一体系更广阔，包括政党组织和压力集团，以及与扩展中的国家相伴相生的各种网络和政策共同体。”[3] 1929年，“国共”分野和对峙的权力空间之中，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使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文艺体制的建构和制度的完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几乎所有文化体制建构和制度完善都是针对“局外人”中国共产党的。虽然“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4] 虽然“1927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5] 272-273但军事斗争的暂时失败和组织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在“精神的建构”方面同样招致彻底失败。明显的对比是，与军事斗争的暂时失败和组织体系的瓦解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同样在1929年的成型。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其文艺制度同样生成于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权力空间，在“政党”化的过程中生成着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并健全自己的组织体制。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同时强调“党在这些工作中，必须切实审查给予正确的指导。”关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各级党部必须有专门执行宣传工作的组织”。“中央宣传部应该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他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而应当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宣传部的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设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中“审查科——审查全国各级党部的宣传教育材料，并负责纠正所发现的错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其宣传品也应当审查”；“出版科——管理公开发行、出版的事务”；“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全国各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6]。这就确立了中央宣传部在整个文艺制度中的权力合法性和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在1929年的完型，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制度想象和机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迅速地把自己的制度和想象推进到文艺的实践层面。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成功地左右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方向，显示了其组织文艺活动、控制文艺方向的能力。1929年秋末冬初，潘汉年受党的委派，招集太阳社、创造社部分党员开会，讨论党中央关于解散创造社、太阳社，另行组织左翼文化界的统一组织，并正式商谈筹组“左联”。不仅如此，作为政党的非法性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精神借助现代传媒在基层社会的流布。这可以从当时国民政府公文所透露出的焦虑不安看出来：“据中央宣传部呈称，查各地发现反动刊物，虽迭经属部呈请钧会转饬查禁，翼绝流行。而近据各地报告，仍不免有反动分子潜伏，妄鼓邪说，淆惑视听情事，若不严予纠正，为害滋巨”(《查禁反动刊物令》)；“查共党反动刊物到处寄递，煽惑民众，近日益无忌惮”(《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2] 567-571。而在苏区，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草拟了大会决议案。其中第四部分对宣传工作做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7] 因此，种种事实表明：1929年，在政治的“精神和思想建构”层面上的文艺制度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已经构成和国民党制衡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