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以谈话先后为序）周晓明 昌切 邓晓芒 王又平 地点：武昌桂子山 时间：1996年5月25日；6月8日 问题的提出与限定 周晓明：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交汇碰撞，起伏消长，形成了世界思想文化史上鲜见的复杂格局和迅速更迭的景观。当下，这种格局和景观又显露出一些新的动向或特点。例如，在国家对主导意识形成和主流民族文化的大力提倡中；在学界对“五四”以来思想文化基本传统、精神和话语的重新审视中；在现代“新儒家”与“国学热”的交相呼应中因“后现代主义”对我们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消解或重构中；在来自异域或植根本土的宗教意识、宗教情绪的上升抬头中；在世界文化、港台文化对大陆文化的冲击与世俗文化的兴起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具有共同性的东西。就它们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而言，可谓之为“新保守主义”。我们能否本着学术的精神，谈谈这个话题？ 昌切：先把题目域确定下来。我关心的问题是切身的、现实的，不越出思想文化领域。切一己之身，由切身而切进身在的现实，再由切进现实而提出现实的思想文化问题。提问的方式决定题域。我的提问方式是：90年代思想文化的主潮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新保守主义，或者叫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个外来概念，美国的艾恺以为译为文化守成主义更好，我同意。有人总结当前的思潮，给出一种很有意思的概括，叫作“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远主流，淡化意识形态”。这种概括本身就同政治联系太紧，我的问题与此无关。 新保守主义阵营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追随海外新儒家，主张以儒学为主，开采传统文化资源，兼融西方有价值的“新知”，对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换”。这很有点像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照我看，他们的目的，似乎一是“救世”，二是传承和捍卫民族文化，三是使之“普世化”。他们对现实极为不满，认为“西化”得太厉害了，传统流失，价值中心离散，人欲横流，道德沧丧……所以要出来拯救，要批判西方的“文化偏至”、“知性偏至”……把新儒学推向全世界。一部分人是国学派。这一派势力较大，中坚是一些学养深厚的老学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国故”，但与胡适那帮“西化派”的做法大异其趣，并不是一味搬弄西学，用西学来诠释中国古代文化，开掘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他们在方法论上基本是守成的，与当年的国粹论者相似。这个派别中有人重弹“半部论语治天下（全人类）”的老调，基本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有一部分人，大都年轻气盛，原很激进，国学底子不大厚实，跟西方跟得很紧，追了现代主义又追后现代主义或东方主义。追到极地时，突然一下发现师傅竟在那里自己批自己，反“西方中心论”，不时还居高临下地为东方文化抱抱“屈”，说点儿“公道”话，并不在意你扮出多么可爱的西崽相，于是便感到浑身燥热却又无话可说。怎么办呢？只有回头，回头是岸。回头不是返向“五四”传统，而是仿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腔调批判“五四”的“启蒙神话”和“现代化叙事”，一头扎进中国古代文化中去找出路。三拨人，三种观点，可以说是“和而不同”吧。求同存异，只讲“和”。我把“和”释作“中和”、“和合”，和合是相契、共有。举其要者，至少有两大和合点，一是民族本位立场，二是“向后盾”，从古代文化中抓取治疗现代病的药方，寻找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周晓明：但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要提倡别的什么，似乎没有号召力；只有提倡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就前者而言，可以“存而不论”，但它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精神气候”或“话语背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后者，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在传统中寻找什么？又能找到什么？ 邓晓芒：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寻找的心态——到传统中去寻找救世良方的心态。当然，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至于政治上的保守策略，那是政治家的事。外国人讲保守主义，意思是不要对未来的趋势作太冒进的估计；中国人讲保守主义则是要回归和重现已经得到过的好东西。同一个口号，一面向未来，一面向过去；前者对现实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后者则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在中国讲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现实的本钱和可以“守成”的东西，只有虚幻的本钱，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阔”过。这是Oedipuscomples（恋母情结）所带来的一种Narcissus comples（自恋情结），其症状是自大狂和白日梦。 昌切：新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声浪最大的一股思潮，不仅在文史哲三科中十分浒，而且在诸多相关社会科学部门中也有程度不一的反映，例如，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否定一百多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北”的文化历程，指责“五四”激进主义切断了中国文化，指责白话文运动摧毁了母语……对这股思潮熟视无睹、置之不理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已经关系到人文知识分子言说的“根”和言说方式，通俗地讲，就是凭什么说、说什么和如何说。不会说话比什么都可怕。这是由认同危机引发的文化诉求问题，不求得解决就说不好话。 王又平：我说不准用文化保守主义来概括昌切所说那几种思想文化倾向是否确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当下的文化现状“返回”传统，这种返回的精神冲动的文化艺术上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在社会理想上表现为乌托邦式的，在文化选择上就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面面观 邓晓芒：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道德沦丧就是传统文化的沦丧，主张回到古代传统中去寻求道德资粮。我认为这种看法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中国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一直是一咱母性（女性）文化，从未断过奶。“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说法，纯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断裂而不得，在后者是自以为断裂了实则变本加厉。实际情况是进入本世纪，母亲的奶水已显得越来越稀薄清淡，这既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又是由于孩子开始发育，需要更多营养，这时就应该断奶，吃点别的东西。我们常在乡下看到有的孩子两三岁了还不断奶，甚至五六岁了，吃几口饭还扑到母亲怀里吃几口奶，这容易使孩子营养不良，在精神上处于婴儿状态。认为外来男性（西方）文化是对母亲的侵犯和袤渎，因则憎恨、拒斥西方文化，想单靠母亲的奶水长大（自力更生），是恋母情结的一种表现。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还处于不成熟或未成年状态，尽管有五千年历史，却像个老小孩。判断事情不凭理性而总是凭情感，听到对母亲的批评不去想想有没有道理，而只是掂量是否“太过分了”，这是一种“自闭症”。有人认为假如辛亥革命不发生，皇帝不推翻，“五四”一系列革命不存在，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得多，所以从今以后要“告别革命”。这真是小儿之见。最奇怪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道德化、情感化的历史观竟以某种老谋深算的睿智（中国智慧）表述出来似乎警告人们：青春的激情反而比婴幼儿的懵懂更为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