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严格说，文化批判只是一个现代现象。在西方，是启蒙运动之后，即“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体制性主流之后，知识界对现代文化的反思运动。但是，把文化批判看成从西方引入的思想方式，或是把文化批判等同于“西式”自由主义，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在中国，文化批判经常与启蒙二位一体，不能与西方的情况相比附。 体制是文化批判的他者，也是文化批判的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对体制的批评都是文化批判。文化批判自身看来有以下三个标准： 首先，文化批判不是批判体制本身的运作，而是批评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不是指斥督励前规范：朱熹批评皇帝模范汉高祖唐太宗“假仁借义行其私”。批评虽尖利，实为“前规范批评”。与司马光批孟子“君轻民贵”论是“以德抗爵”听来正好相反，实质上一样是顺应理论。文化批判是对规范的超越，即所谓“元批评”（metacriticism）。 文化批判也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病，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思辩。也就是说，批判不是象牙塔中的玄思，它是社会性的，却又是非实践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是批判者个人的事（例如陈独秀实践“离开书房就进牢房”的誓言），但此种实践已不是文化批判的一部分。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批判应当把自我作为反思的他者之一。文化规范的力量在其“自然化”，它独断，却好像并不强加于人。例如阿Q，“我们虽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可以说，没有清醒自我批判，认为文化规范波及天下我独能免，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批判。 达到这三标准，很难。因此我们说文化批判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气候，能达到这三者的批判者个人，也很难找。因此，文化批判在政纲尚无完人可作先师。 宋明理学虽然富于形而上思辨，程朱道学“去人欲存天理”，做的是前规范训示。孔子的省身，“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的“反诸求己”。引向陆王心学的良知本体论，都是前规范的自我督励。道家主张“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老子），似有自我批判意识，但以“不谴是非”为原则，逃脱了规范的反思。佛教在中国士大夫化成即心成佛，或民俗化成积德求报，失去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力度。佛教在传入中国前后，在自识上不断加难度：原始佛教说六识，在五感官识上有“意识”，取得表境转化；大乘唯识宗讲八识：第七持业识，向内思量自我而加执取，取得思量转化；第八心识（阿赖耶识），为我，法生起根据，取得异熟转化。北朝“地论”学派，已加入第九天垢识，成佛之道必须超越主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永远只是待实现的理想境界。但初唐后中国佛教的主流不再是唯识宗，而是“事随理园”的华严宗，及与其相近的中国式的“顿门”禅宗，走向即心见佛，见性成佛，自审力就差多了。唯识宗直到晚清才重新受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重视，岂是偶然。 李卓吾常被认为是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个烈士，怕不能算是文化批判的第一个圣人：且不谈面对的是中枢蠹烂的文化局面，“生性不受管束”（《豫约》）的意气用事，“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与周友山书》）的过分自信。相比之下，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焦循等人，他们的文化思考更为清晰。 王船山“理欲明而心更审之”（《四书训义》卷十四）指明了理学道德论的根本错误。而且他明白理学的最大恶果是原教旨主义式的礼教下延，把规范全民化。‘性心自发’之误在于认为“野人贤于君子”（《读四书大全》卷七）。 可惜船山之论一直无人看懂。孔子不惮其烦地区分“君子”与“小人”。而理学反其旨，把君子之德强加于全社会，拆除了儒教维持意识形态功能的最大保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身并不荒唐，其荒唐在于把礼教强加于本享有一定礼教豁免权的小民。明清以后，越到下层烈女越多。“礼教吃人”，士人为礼教牺牲是题中应有之义，维持名教是他们的责任。吃到老百姓，才是可怕的事。 五四以来激烈批判名教者，给西方式民主观念弄糊涂了，没有弄懂中国社会的道德分层机制。结果与晚明一样，知识层从礼教解放了出来，村镇老百姓却恪守规范，以致社会角色倒置。 2、 说文化批判在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立足，并不是说中国缺乏批判思想，单靠批判思想，并不形成文化批判。今天读先秦诸子，几乎个个都有批评，却说不上是文化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学理上无稽，说孔子有托古改制的批评思想，却并不错。托古固然是保守，文化批判原就不以激进为唯一可取的倾向：在文化主流唯激进是骛时，文化批判很可能是保守的。 文化批判的建立，首先须以主流文化体制为对象，为条件。当主流体制尚未确立，文化批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当主流体制摇摇欲坠，文化批判会难以抵挡中枢真空的强大吸力，变成在野思潮，争夺主流思想地位，从准体制进取正体制。所谓体制，应读成复数，它不一定单指官式体制。 沈从文在1942年的《文学运动的改造》中再次把“在朝”与“在野”并提，可谓目光如炬，大陆批评家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提出“庙堂文学”与“在野文学”都是“社会本体文学”。而在当今中国，以强大的大众传媒为渠道的俗文化，也正在成为新的体制。 先秦时，文化失范，“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墨家“兼爱”，儒家‘兼陈万物’，都是进取天下的架式。此时道家指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号召“绝学”，退出竞争，却可能具有接近文化批判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