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生活开始从神圣的超验领域退却了，它们越来越转向世俗的事务。纵向的天国逐渐被铲平，人们开始在地上横向地彼此观望。这种向俗务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这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一般被看做是启蒙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欧洲从16—18世纪展开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 综述 在现代性的开端处，按照列奥·斯特劳斯的说法，站着的是政治性的诡计多端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第一个将他的理论抱负置放在务实的现实政治上来，同那些深究“理想国”的古人不同，他不是幻想的，而是“短视”的，他将目光下降到地面的实际国度，只关心具体的现实统治技术。由于君主和君权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并没有一根完全合法的纽带，君主可以巧妙地获取君权，也可以莫名其妙地失落君权，那么，君主保持和维护其君权，就需要计谋和手段。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君主借用什么样的手段保持他的君权？君主如何施展他的权力技术？这就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因为其现实性和务实性，因为其对手段和技术的兴趣，古代政治学的抱负，即对最佳政制的臆想被放弃了。在古人那里，德性是最高目的，政制屈从于德性，最好的政制就是要有利于德性的实践。这样的政制的获取靠机缘。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政制应以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其禀性是善——为基础，它应该在自然本性上滋生出来。但这个自然本性——善——不是意志和激情，它独立于甚至背离人的意志和激情，它是一套自然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尺度。这个自然秩序是神性的，而且尽善尽美。正是这个先在的法则，提供了政制的合法性秩序，善和德性位于它的核心。个人的权利、激情和欲望应该在这个秩序中收敛起来。但马基雅维里颠倒了这个成见：政制和统治是最高目的，德性屈从于政制，政制的实践可以将德性弃置一边。这样的政制靠技术可以获致，因此，人的自然本性并不是它的基础，并没有一个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理想国，倒是人的意志在操纵政治社会。这样，国家统治技术，成为压倒性头等大事。德性目的，以及要实现这个德性目的的理想国就被推到了后台。马基雅维里针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如何统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幻想的应当如何的国家。同时，他所讨论的是“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马基雅维里：译者前言）在他这里，“政治社会便绝非自然的，国家只是一件人工制品，应当归因于习俗”。（斯特劳斯：92） 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和手段的着迷，政制对于德性的垄断，自然意志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将政治行为作为一个世俗自治的区域，而不是神学的分支来对待，尤其是，“不提任何关于人在自然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的位置的学说”，而且“没有对上帝和神律的严肃假设”，（伯林：44—45）如此种种，同古人的（无论是希腊罗马传统还是圣经传统）有关政制和统治学说的差异，使列奥·斯特劳斯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现代性的开端。伯林在另一种意义上看待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伯林恰好也以这一主张著称：各种目标和各种价值同样神圣，同样终极，但却可以相互悖论，并且永远无法调和。 马基雅维里将政治拉回到世俗的技术性事务中，他的决定性开端颠倒了古代的自然和政制的关系：政制并非是按照自然法的内在要求顺利地生长出来，人并非被动地安然于其内在的等级秩序之中。现在不是听天由命的时候了，相反，意志可以主动选择政制。但是，霍布斯还是强调了政制和自然法的密切联系，政制应该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生长出来，这看上去是对马基雅维里的否定，但霍布斯却通过重新解释自然法的概念，推进了马基雅维里：自然法在霍布斯这里，其要点不是超验的善的自然本性，不是规范性的准则，不是对人有约束力的秩序，不是一个客观的尺度，而是人的自保本能、欲望和意志，最终，自然法被改写为人的自然权利。政制应该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符合自然权利的要求，而不是符合德性和正义这一古代的最高自然要求。与身体相关的自然权利取代了超验的善、正义和德性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和标准。在古代，自然权利因为德性的最高目的而受到制约，在霍布斯这里，自然权利作为自然法制约了德性。权利历史性地突破了先前自然秩序的障碍，而获得绝对的膨胀的自主，并使政治社会盘绕着它而展开。 在此，我们发现了日后自由主义的曙光：欲望和激情猛然冲破了秩序的闸门，政治秩序不是在管制它们，恰好相反，是它们创造了政治秩序。政制不再臣服于以德性为根基的自然，相反，它应该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生长。霍布斯的经验主义使他将人看做是自然——这个自然不再是神圣的秩序，而是感官主义的，是身体性的冲动。具体地说，自然的欲望主宰着个体，它是人的行为根基，理性不过是欲望的副产品，它是欲望和激情爆发时的奴隶性工具。这个欲望强劲有力，永不中断，“没有欲望，就会死”。既然每个人都被这种一点都不安静的冲动欲望所宰制，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欲望之间的碰撞关系。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无限制的暴力，没完没了的敌意，时时刻刻的恐怖和恫吓，这就是霍布斯描述的残酷的临战般的自然状态，显然，这个非社会性的自然状态对个人的自保权利构成威胁，因此，一个强大而绝对的君主应该通过契约的方式被选中。根据契约，人们必须放弃自律权，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人间上帝的统治。个人都收敛起自己的进攻性的自然欲望，不过是为了让自我保存的欲望得以维持。国家就是在自然的个人之间起着沟通性的媒介作用，从而让自然状态衍生为社会组织。个体之所以让渡给君主那么大的权利，不过是为了让君主瞪大着眼睛为自己看守和护卫着自保权利。自保，这个基础性的自然权利，在霍布斯那里，毫不曲折地通向了独裁式的绝对君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