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 大凡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理论话语大创化、大革新的时期。说时势造英雄也好，说英雄造时势也罢，反正这是出大师、出王者、出英雄豪杰的时代，正是这种“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引领着整个时代的思想新潮，也不断开创理论话语的新局面。叶燮《原诗》云：“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具体到理论话语的更新，《荀子·正名》言：“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任何时代的理论话语都并非凭空而来，它总是对于已有话语资源的继承创新，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有循于旧名”，就是直接沿用前人创造而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语。二是“有作于新名”，对于那些今天已经失效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话语，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因袭，而应进行修正、改造和重建。其具体做法又分两种，一种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整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旧有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但内涵却有所偏离和变异，而这种偏离和变异也就意味着创新。譬如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文化批判”，就是从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的“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一步步转化过来的，原有的语词外壳未变，但其内涵经过多次偏离和变异已相去甚远，而整个概念则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新变。一种即所谓“概念大换班”，当旧有的语词外壳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时，那就势必遭到抛弃，进而打造新的语词外壳以适应现实，重新熔铸那种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相一致的语词概念，就像寄居蟹丢掉旧的螺壳一样，去寻找新的更大的螺壳。譬如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乔纳森·卡勒等人经历了从“结构”到“建构”再到“解构”的一波三折，德里达从“差异”推演出“延异”，举一反三地牵出了“播撒”、“间隔”、“空隙”等一大堆新词，让·鲍德里亚则从“外爆”引申出“内爆”，从“真实”引申出“超真实”，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引申出“符号价值”，如此等等，上演了一出出“概念大换班”的好戏。 在以上三类情况中，所谓“有循于旧名”属于老问题，不必多论；所谓“概念大换班”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所论颇多，也无须赘言；唯有“旧瓶装新酒”式的话语更新，至今似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如今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又多了一些讲究，也自有其内在机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旧瓶装新酒”：理论话语的更新 所谓“旧瓶装新酒”有其语言学上的根据，依语言学之说，任何概念都由能指与所指两个方面构成，二者一般是相互一致的、对应的，但也经常存在不一致、不对应的情况。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①这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经常发生游离和错位，这就造成了语词概念的蜕变，产生“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未改而意已变”的效果。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使用中形成的，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每一个记号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②不过任何语言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的，如果脱离了一定语境，那么语言就是死符号、空躯壳，是无意义的。因此不妨说，是具体的语境给予了语言以活的生命和灵魂。在如今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语言的表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语词的内涵变得像被魔术点化似的变幻无穷，而语词外壳的变化则相对滞后和落伍。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和错位便不可避免，语词概念的蜕变便成为大势所趋，不过这与其说是理论话语的蜕变，毋宁说是理论话语的更新，它以新的生命、新的境界昭彰了理论旨趣的变更和迁移。以下可以举数例说明之： 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是较早标举女权主义的开风气之作，该书的核心问题如书名所示即在于“政治”一词，因此该书的首务就在于对“政治”概念重新进行定义。凯特·米利特认为，现有的政治理论在处理权力关系时，根据的是习以为常的社会惯例，“现在，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不完全以惯例为出发点的政治理论”。而她给出的答案也堪称旗帜鲜明：“政治”并不“只是包括会议、主席、政党等事物的狭隘领域”，而是指“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她指出，在对这些权力关系进行界说时，“我着重考察那些界限明确、始终如一的人类集团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些集团是：种族、阶层、阶级，和按性别区分的集团(男人和女人)。”③这就是说，存在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理应归属“政治”范畴，只不过它不同于党派、议会、制度之类一般社会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政治了。虽然“文化政治”概念的提出是后来的事，但米利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关乎性别、种族、阶级之中权力关系的“政治”至关重要，值得为之张目。 作为一名女性，凯特·米利特痛切地感到，在性别、种族、阶级的权力关系中，尤以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之不公为甚，因为男权制实施了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内部殖民”，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壁垒更严酷、更普遍、更持久，“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④因此她认为，性别政治足以成为文化政治的典型形式，她通过对于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一场美国梦》、让·热内的《窃贼纪事》等三部小说中性描写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我们希望从根本上讨论两性关系时，我们就引入‘政治’这一术语，因为在概括两性历史的和现存的相对状况的本质时，它特别有用。”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