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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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随着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强化,文学人类学也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而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心,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各流派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依据与主张,活跃了学术界。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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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 I—05: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2—0028—33

      进入90年代,随着人文学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强化,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也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而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其实际走向依然可划分为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两大线索,在此之外还有美国人类学界分化出的“人类学诗学”一派,以及民俗学界出现的“民族学诗学”,接受美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等,试分述如下,最后归结到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进展情况。

      一、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主要体现在以神话和仪式的模式为基础研究文学的所谓“原型批评”派。作为取代英美的新批评派而崛起的一种批评流派,原型批评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模式的产物。它的产生也同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发展中的神话倾向密切相关。它们的大量出现对文学批评家提出了人类学知识和素养的新要求。(注:葛尔德( Eric

      Gould):《现代文学中的神话意向》( Mythical Intentions in Modern Literatu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 年,第134页、160页。)以原型批评相号召的一批学者首先体现了文化人类学视角在文学研究方面的特有价值,他们是威尔赖特、鲍特金、弗莱、维克里、约翰、怀特等。

      弗莱或许是在文艺学领域中第一个提出文学人类学设想的人。他的原型理论代表作《批评的解剖》把探求文学原型发生及置换规律视为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弗莱认为,批评能否科学化,取决于对文学现象内在结构规则的认识程度。以往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外在的文学体裁的划分,而缺乏对文学内在结构的理解,忽略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这正是原型批评所要纠正的。文学源自古代神话,神话又同宗教仪式互为表里。因此,神话和仪式是滋生文学结构模式的温床,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将成为确认原型模式,构建文学人类学体系的基础层次。(注: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弗莱本人正是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来《旧约》神话着手,去描述和概括西方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式的。至于他晚年的力作《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则将重心转向对具体作品的破译性解读,让人们在这部流传了两千年的宗教圣典中看到原型模式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关于神话对某一特定文化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弗莱说:植根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的留下了该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因而,神话系统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注:弗莱:《伟大的编码》(The Great Code),中译文见《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关于神话体系的模式作用如何在科学取代神话时代之后通过文学而继续活跃在文化之中,弗莱又做了如下说明:神话体系由于其早期的神圣性质会以一种无机的方式固存在社会意识之中。(注:弗莱:《伟大的编码》(The Great Code),中译文见《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 年,第396页。)正因为神话会在每一时代的文学中不断发出回响,所以着眼于原型的人类学批评也就相应获得了某种超时空的价值,成为审视和解读文学的一种长久性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弗莱在界定原型批评的性质时虽然提出了文学人类学的设想,却并没有在这方面去做更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构。而且他的文学经验视野也仅限于西方文学的范围以内,似乎只能算是“半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势必以东西方文学经验的整合及各种少数的和弱势的话语的发掘为其基础。

      由于弗莱在理论批评界的导向性作用,后继者们也大都热衷于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现代派经典作品,很少有人去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美国批评家维克里(John B.Vickery)是弗莱之后最有影响的原型批评家之一,他在60年代所编的一本流传颇广的论文集《神话与文学:当代理论与实践》中,大力提倡人类学的文学研究。集中所收布洛克(H.M.Block )《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文学批评》一文宣称: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批评刊物,便可看到人类学的观念和技巧如何渗透到文学批评之中。人类学的渗入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批评标准,而且可以使人们看出当代伟大作家创造性构思的动力源头。(注:维克里编:《神话与文学》(Myth and Literature),尼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29页。)维克里本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批评实践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在这位批评家看来,不了解《金枝》以及它所提供的模式,要想真正弄懂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在自觉吸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变成了某种“宗教意识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注:维克里:《〈金枝〉的文学影响》( The Literarylmpact of

      the Golden Bough),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33 页。)经过维克里的努力,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的关系大大密切了。弗莱曾把《金枝》看成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维克里更进一步,用《金枝》所提供的人类学方法来解读《金枝》,把它视为给现代文学奠定原型基础的伟大传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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