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

——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乃乔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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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人类文化史上,在每一次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崛起的表象背后都脉动着哲学的生命冲动。严格地讲,如果没有一遁入哲学的思考就贪婪而忘我地扑向诗思之疯狂的天赋,如果没有良好而敏锐的哲学意识,就无法带着一种生存的体验走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空间。值得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注意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拒斥是从两个走向完成的:即张扬生命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哲学和玩弄词语、概念、能指、所指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我们把学院派文学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阶段,那么,在理论上支撑前期学院派文学创作的哲学思潮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正因为前期学院派文学是浸淫于非理性的生命体验中的,在思潮上则张显为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在后期,在理论上支撑学院派文学创作的哲学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从对宇宙本体的理性沉思转向对生命本体的非理性体验,从而导致西方文学艺术思潮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从词语、概念、符号、逻辑、结构和意义等方面去冷静地沉思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把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推延到海德格尔这里,企图在一种解构中颠覆一统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后期学院派文学正是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一种表象的平面感上自虐着自己。

      还是让我们的思考驻足于前期学院派文学崛起的文化景观下。在哲学上,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向西方现代派非理性生命哲学本体论的转向,实际上暗示了人从对宇宙本体的理性沉思向对生命本体的非理性体验的转向,也暗示了人的思考从对宇宙的终极关怀向对人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的回归;这也是个体生命为俘获思想自由,逃避形而上学的规范以执求自我生存自由的渴望。在缪斯空间,这种回归和渴望则表现为古典艺术的终结和现代派艺术的崛起。康德在设定人逼向终极永恒时,认为人类道德在信仰的抚爱下不可逃避地导向宗教,人在本体的终极关怀中永远以宗教的膜拜方式生存。理性和非理性追溯终极的本质决定,人无法在迷失终极偶像的信仰惶惑中生存片刻;人的灵魂必须依附在一个终极本体上,哪怕它仅仅是道德和信仰上的假设,这也足可以慰藉人苟延求存一生。可见,理性和非理性在宗教的信仰膜拜方式上必然把人导入两种生存方式。理性把人导向对宇宙本体膜拜,而非理性则把人导向对生命本体的膜拜。也正是在这个理论意义的层面上,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惶惑中,借助非理性哲学的生命冲动在信仰的终极膜拜中找到了精神依附的奇点,那就是在生命本体上鼓噪的自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江在《青春》中把黑格尔、康德等冷冰冰的名字打入冷哲学的另册,这的确昭示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反理性和反文化上的理论自觉。

      历史太残酷了,当这些“浅薄者”在逃避学术文化的苦闷中自觉地接受了西方非理性生命哲学时,在某种程度上,却不自觉地承受起以第二次启蒙拯救一个时代文化命运的重任。冰马曾在《纯洁》中描述他们所经历的这样一种文化启蒙感受:“我们有幸受到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相似。”(注:《纯洁》冰马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60页。)如果说,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启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在20世纪的80年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启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这,正是他们的浅薄,也正是他们的深刻。

      在历史上,文学的诗意体式是文人特有的文化反抗方式。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文化肇事方法还是借助于文学的勃兴,文学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它自身存在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无言地承受了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欣悦和苦难,因此,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总是贪婪地把自己弥漫在诗的空间中:“一个陈腐的世界是抵制诗的。在艰难沉重的时日里,诗舒展了我们被庸常生活揉皱了的灵魂。”(注:《生命的出口》伊村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膜拜的年龄——最新中国校园随笔选萃》同上,第180页。)在这里, 文学也承受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一代人以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而张扬的疯狂和自虐。这就是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最主要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就在于:其颠狂于张扬的势态中以非理性的疯狂和自虐对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进行最大的亵渎和破坏。检视学院派文学的全部文本,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集中地展览了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这些作品把骇人听闻的“丑”作为审美对象来肆无忌惮地拥抱和讴歌,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张扬的疯狂和自虐中以裸露人性的原始天真去摧毁传统人道主义附加给他们的文化律令。在他们看来审美就是疯狂地亵读“美”,审美就是疯狂地拥抱“丑”。

      现代派文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对传统与文明的反抗和破坏都是一样的。传统和文明曾摆出卫道士的姿态,绅士般地质问现代派文学的肇事者:“你们的文学将是不美的!我们将失去缓慢起伏、调子平稳的语言交响乐。”(注:《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马里内蒂撰,见于《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开掘精英——马里内蒂是这样带着极端地蔑视回敬了传统和文明的质问:“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把一切粗野的声音、一切从我们周围激烈的生活中发出的呼喊声都利用起来。我们大胆地在文学中表现‘丑’,以此杀灭文学的尊严。算了吧!你们不要在听我讲话时,摆出这种伟大的卫道士的姿态!必须每天朝文学的圣坛上吐唾沫!我们进入了自由直觉的无限统治时期。在自由的诗歌之后,自由的语言终于到来!”(注:《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马里内蒂撰,见于《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这是一种疯狂而诱人的现代主义“黑色情绪”。东方大陆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也带着这种疯狂而诱人的现代主义“黑色情绪”,把笔触直指文化灵魂中最阴暗的部分,回敬了传统和文明的质问。倘若,我们不能从学院派文学的非理性疯狂表象下透视其骨子里的理性沉思;那么,我们对学院派文学的理解永远在最浅薄的层面上进行。在灵魂和精神上,我们也永远无法与他们达到默契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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