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何处去?

——以文化研究为例

作 者:
代迅 

作者简介:
代迅,西南师大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评论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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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中的中西之争由来已久,它其实是古今之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现代中国的新传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才视为中国的,而现代中国的新传统则被视为西方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加剧,这个矛盾愈加突出,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新的选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成了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焦点,我们为此争论不休,设计了种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其实,实践总是先于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论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做出了自身选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以近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境遇作为个案,讨论在西方强势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探究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以及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认为文化研究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研究主潮,是中国文论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在中西文论沟通和融合的基础上发掘中国自身的独特经验,并力图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结论,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论不可逆转的必然走向。

      一

      文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0年代传入美国,很快就和美国学界的左翼结合起来,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后殖民主义等问题随之进入了美国文化研究的视野。90年代,文化研究经过台湾和香港传入中国内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迅速成为主流思潮,广泛涉及诸多学科领域,而以文学研究界最为热衷,几乎达到了言必称“文化研究”的地步。

      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使中国的文化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4年9月,《读书》杂志举办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1995年8月在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6年7月在南京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05年7月在武汉举行的“文化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西方的一批文化研究著作得到译介,如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 (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英文原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等,还有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和陆扬的《大众文化研究》(2001)等。

      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探索,1999年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被认为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较早和较好的著作。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管我们对于“金学”这样的称呼是否承认,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中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文化研究目前已经纳入国内学术体制,找到了学科发展的有力支撑点,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研究”网站尽管创建时间并不长,但是定位准,影响大,并且还有《文化研究》杂志配套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设有《文化研究》专辑,上海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系,并新近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网站,这个网站还有一个不同于国内通常学术网站的特点,中英文数据并行不悖;便于传递新近的原文资料,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也招收文化方向的研究生。

      此外,大众文化研究也非常活跃,美学领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也掀起了一股潮流,《文艺争鸣》杂志为此开辟了专栏,人造美女甚至已经成为中华美学年会2004年7月长春的议题之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在这个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文化研究在国内仍有争议,一些学者特别是老一辈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强调文化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向其他学科的大规模扩散表示不满,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有着自己的确定性疆域。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内学界经历了90年代初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所形成的学术断裂,包括实践派美学退潮,文学主体性理论消失,文学研究一时群龙无首的无主潮时期后,文化研究再次激活了国内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独领风骚,一跃而成为国内文学研究主潮。

      二

      文化研究为什么能够在传入中国后迅速占据主导地位?这里有着复杂和多方面的学术背景。在经历了极左思潮的肆虐之后,新时期之初,文艺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受到了广泛批评。作为一种反叛,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领域的“朦胧诗”率先试图摆脱“时代的单纯传声筒”相呼应,突入诗人内心,探索新的方法与艺术技巧,与此相呼应,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区分,启动了“向内转”的理论行程。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那么,这个时期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力求回复到自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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