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73(2004)03-0031-06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一般以1927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为标志；而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是这一学科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79年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的出版，又为学科资料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全国中文系学科建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郭绍虞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写作上尤其注重文学观念的演进，即探寻“文学独立成科”的过程，其思路在本质上与梁代萧纲、萧绎及萧子显比较接近（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总论》之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认为到魏晋南北朝，其“又学”的含义，“始与今人所用者相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周秦文学批评史》之第一章《绪言》一《文学界说》指出所谓“狭义的文学”主要引萧子显和萧绎的观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萧氏以及齐梁文学观乃政权偏于一隅的产物，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分裂所致，国家一旦重新归趋统一，儒家经学又受到重视，则无论隋季李谔，还是唐初史学家们，都会反思南朝淫靡的文风，朝野士人异口同声大肆挞伐，并且引以为当代的鉴诫——这也是以后历代的主流声音。故古人之具有近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者，往往非中国常态政治之所致，也很难遽然断定萧氏等人的观点体现了文学的“进步”，或者其对立面就意味着文学观念的“倒退”，换言之，即使萧氏等人具有某些进步的因素，但此种文学观是否能够代表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令人怀疑的。因此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文学观上与萧氏等人暗合，便自然与主流传统下的“文章学”之间存在着分歧和脱节，郭先生由“文章”非“文学”的先行观念所主导，力求在“文章”中清理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概念，便是以萧氏为圭臬和正宗，也正是以支流或潜流取代主流，然而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而郭先生寻找所谓文学的现代定义，恐怕也是作者身处环境的时风众势之所致。一则，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注：转引自周勋初为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撰写的《序》，第3页。）当时学界存在以西方观念来裁断中国问题的现象，朱氏敏锐地看到其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像郭先生等隐约受外来影响的学术著作存在着“隐患”，他似乎已经含蓄地点到了。另则，当时社会氛围自“五四”以来，随着王权的崩溃，社会陷于无序之中，也是传统的忠孝节义“话语”无处落实的时期，与南朝颇有相似性，所以文章学范围内某些文体的作品，会令研究者产生漠然之感，漠视其固有的价值，一概以“非文学”将之驱逐出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时代逐渐形成的共识，其中不无偏见，需要今人对此作重新审视。 一、从“文论”在文献学上的反映看现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章学”的歧异 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所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同类著作，尤其是郭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学科材料的爬梳方面，筚路蓝缕，厥功甚伟！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支学科，它必然具备悠久的学科传统，而此学科材料的组织，也有一个集腋成裘的历史过程。齐末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明确表示《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作，并且指出在他之前，已有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桓谭、刘桢、应贞和陆云等已有论文方面的著述（注：梁代锺嵘《诗品序》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别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此与刘勰所指论文名家有所重叠，可见齐梁时期对此大致上形成了共识。），“论文”一类在目录学上已经骎骎乎呈现出一定的规模。 《梁书·张率传》：“治丙丁部书抄……少好属文……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文衡》一书已佚，估计其中当有论文的内容；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卷第一百有《论文》条目，收录了自《左传》以至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等论文的数则材料[1]；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人部六》有《质文》条目，胪列了先秦以来圣贤关于质文关系的言论，如汉末应玚的《文质论》在此得以较完整的保存[2]；宋代郑樵《通志略》之《艺文略》第八有《文史》一类，载录有《翰林论》、《文章始》、《文心雕龙》等；另列《诗评》一类，载录《河岳英灵集》、锺嵘《诗评》以及各种论诗作法的著作（注：郑氏在“文史”类之外，另列“诗评”一类，说明因诗学的繁荣，已具备在目录学上独立分科的条件和需要。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宋代《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五之《文部一》之《叙文》，引述了先秦至六朝大量的文论材料[3](P414)。其间曾有“文”与“史”合流的现象，这是因为一则论“文”与论“史”颇有相通之处，另则两者在古代都比较发达的缘故（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四库阙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均列有“文史类”，然而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文史类》就可以看到，“论文”的比例要高出于“论史”，到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文史类》所开列者几乎全是诗文评方面的文献书籍，所以“文论”或“诗文评”从“文史”中分离出来是大势所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而刘勰所谓“论文”意识在历代目录学上受到重视，列为重要的一类，使得编纂“论文”的文献材料成为延续的传统，此至明清时期蔚为大观，几乎有不胜枚举之叹！譬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集部》就单列《诗文评类》，这和“诗”在“文”的总目下逐渐张大其军有关，诗便与文相埒，《四库全书》所收录者大抵属于重要的作品，但是与前代和同时代积累起来的“诗文评”成就相比较，《四库全书》其实尚远未能反映其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