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把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称为“马赛克主义”，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目前我正在主编一部名为《文学理论前沿读本》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代表性论文集。从我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我把西方在这个领域中所关注的问题分为五个大的方面：(1)文学理论传统问题的现代进展；(2)文学史与经典批评问题；(3)文学理论与批评空间的拓展；(4)文学理论的终结与“后学”；(5)文学理论与身份问题。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并非我自己的虚构，而是就其总体趋势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概括出来的。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论域。例如，“英语化”和“新英语写作”就是后殖民时代英美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论域。但这样的论域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来说，似乎就显得与我们的理论视野相去甚远。 在另一方面，就其中的任何一个论域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关注的问题相同，但其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都极为不同。换言之，他们对同样的问题的看法是极为“多元化”的，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例如，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空间的拓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的杂陈：散居者批评，性别与超性别批评，有色女性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空间批评，赛博批评，鬼怪批评，唯物批评，新语用学，混乱理论等等。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早已告别了现代和前现代的语境与基本格局，即总有一种主导的思潮或理论支配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寻找一个主调的话，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五花八门的“马赛克”面貌，我将其命名为“马赛克主义”。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种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杂陈，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极为不同，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 “马赛克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外在表征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是极力追寻“多元比”，以此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或操纵；另一方面则呈现为“碎片化”，即不以建构宏大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从一个特殊角度或阐发一种观点，或对传统理论进行解构，甚至打破学科界限，在跨学科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问题（例如“性别”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趋势？我的看法是：“马赛克主义”的出现正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走向，即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生产与积累”转变，以及文化上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发展演变之中，其影响与后果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且正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在向世界的各种文化和地区渗透。对此，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作出头脑清醒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其后去寻找理论与批评的“热点”问题。对西方来说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来说未必就是“热点”；反过来说也一样。 二 在“马赛克主义”的语境之中，“终结论”或“死亡论”似乎成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论域，例如，我们不时看到“理论之死”、“批评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一类的话题。其实，在这一系列“终结”或“死亡”的话题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们的意图，即他们始终都是从一种理论立场出发去对抗或者解构另一种理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论与批评。例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思曾经撰写过一篇影响颇大的文章《枯竭的文学》，这篇文章引发了西方文学批评界所谓“批评之死”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了巴思的文章之后便会发现，巴思的真实意图是要挑战“写实主义”（国内通常译为“现实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而他挑战的目的却是要为文学创作开辟另一个“新的空间”，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挑战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总体意义上的“文学”，还是特定意义上的“文学”。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清醒地自省：“终结论”或“死亡论”作者们的真实意图，即他们实际上要挑战的是什么，例如，他们要挑战传统、挑战经典、挑战文学理论和批评本身，还是要挑战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一些陈旧的惯例和观念？如果我们认真解读他们的意图，结论大概只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理论的解构只有运用理论的武器。这个“悖论”本身就说明了：理论（包括批评）不可能被“解构”掉。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经典》反对把文学和艺术“理论化”，坚持一种“艺术与理论对立”的观点。可是，他用以反对“理论化”的武器，是18、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其核心是倡导“审美的自由”，实际上是用“审美”来反对“理论”。但是，所谓“审美”，却需要用“理论”来加以界定；一旦用“理论”来界定，“审美”就又落入了“理论”的圈套。 其实，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理论自20世纪以来，就不断存在着反理论（也包括“理性”）的强大思潮。这个事实使我们想到：“理论”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要对艺术创作的实践进行反思和概括（即所谓的“理论化”），而一旦作出了某种概括，似乎又对创作实际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对艺术家的个性形成某种“威胁”。 在我看来，这个悖论可能是我们永远都难以摆脱的。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悖论，即“执着地”纠缠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或者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理论高于实践，那么就决不可能走出这个怪圈。惟一的出路或许是：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个价值体系，而不是要去“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创作和作家以“教训”。其实，我们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各种“挑战”中看到的，正是对于“理论”以“牧师”的身份试图给“信徒们”教训的姿态的反叛。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界要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恐怕这就是最大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