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文学》“四月读者来信事件”是不同寻常的。这个不同寻常不仅在于《上海文学》改版未及一年，便有“读者”迫不及待地出来宣称“看了一年，已经没有耐心再往下看”；也不仅在于这位“读者”敢于挑战身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专业文学评论杂志常常以约不到他的新作为憾的主编陈思和本人，认为他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属于“自我吹嘘，自我经营，自我炒作”，并说“在我的记忆里，从前《上海文学》没有发表过这样滥的文章，更不要说主编自己挺身而出不停地展览自己的破烂”。如果说这些明显成问题的“批评”都还可以算作心情激动之下的情绪化用语，无需认真的话，那么，真正值得注意的，乃在于这封“读者来信”引起媒体兴味的地方。《北京青年周刊》4月27日的报道把这件事与“春天文学奖”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放在一起，所用的标题是《文坛也需舆论监督春天的两起“事件”》，新闻导语中说“春天文学奖”“作为公共奖项在遭遇质询”，《上海文学》作为“老牌杂志”“也遭到了激烈批评”，“两件事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界的某些公共资源是否有转化为私人资源的嫌疑？”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中，曾经撰文批评改版后的《上海文学》变成了“学院学者……弟子门徒和哥儿们的卡拉OK包房”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闳，也直言“陈思和确实有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并认为“《上海文学》这个杂志显然是公共媒体，不是同仁刊物，包括《读书》杂志，这样的公共媒体显然不适合变成同仁刊物”。 我认为这些媒体和专家的观点都很好，好在他们把向来因为专业性较强而落在公众关注视野之外的文学媒介（文学奖也可以算作一种媒介）与“公共事业”的概念联系起来，并以要求于“公共事业”的逻辑要求《上海文学》这样的文学媒介，将它们置于“舆论监督”的管治之下。由此，一项针对文学媒介的具体运作行为，包括杂志编辑方针、内容质量、文学奖评奖程序和取舍标准等的置疑，便超越就事论事的层次，上升到社会民主化潮流下“社会公正”的范畴，从而直接与我国目前正在启动的“国有事业单位改制”、“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为细琐具体的专业纷争拓开了一个大的背景。而且因为这个议题的拓展，专业领域里历年来累积下来的“学院政治”之下的“知识战争”，也由此获得了从别一向度加以解读和解决的可能。比如因学者汪晖入掌《读书》杂志而引致的“三联长江读书奖”风波、因作家韩东“承包”《芙蓉》杂志而引致的该杂志主编去职、以及频繁发生的对种种文学奖的“程序公正”和“权威性”的质疑，与此次因陈思和改版《上海文学》而引致的读者谩骂（这封“读者来信”在网上出现时用的标题是《别了，卑鄙文人！别了，〈上海文学〉！——致陈思和先生的公开信》），就显然具有某种同类和同源性质，可以合并观之。在这些“事件”中，以“网民”、“读者”和“专家”面目出现的批评者作为第二方扮演着“公众”的角色；“媒体”（包括网站）作为第三方，以其对“公众”观点的报道和议论制造着“公共舆论”，从而使得事件高度“公共化”。在这个由专业领域的“知识战争”引发“媒体”层面的“民主暴动”的“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媒体”与“公众”的“合谋”所以成为可能，在大的层面上当然与他们在“社会公正”的民主化要求上目标一致有关，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一定与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关。从近年基于商业追求的言论网站（比如曾在“三联长江读书奖”风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旌旗网”，本来就是一家网上书店）的勃兴和党报下属商业子报的发达过程中不难看到，借助“炒作”“名人丑闻”和社会热点扩大自身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成为这类“新兴媒体”百试不爽的“市场推广”宝典。另一方面从上举“知识战争”“事件”中作为批评者的第二方“公众”的踊跃参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公众”对于“公共舆论资源”的利用热情之高，比起完善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公众参与度已经不遑多让，乃至过之。而在“事件”中起到推波助澜和沟通“公众”与“媒体”的关键性作用的“专家”们，无疑也有他们的利益诉求。这一点从围绕《读书》、《芙蓉》和《上海文学》的纷争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读书奖”风波所以闹得如此之大，说到底还是因为汪晖担任主编之后改变了前任主编的编辑方针和风格，使得《读书》杂志过去十几年中积聚起来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失去了使他们得以聚合交流的平台，而变成了“一个‘新左派’的‘小圈子’‘阵地’”，由此引起原有作者群和读者群丧失“舆论资源”的强烈感受，最终借“读书奖”得以引爆和发泄。并且，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的言论管制历史，“公共舆论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学术和文学奖项本身也是一种可以使得获奖者提高曝光率和知名度的重要“舆论资源”。所以学者汪晖自主政《读书》以来之所以饱受攻击，说穿了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每况愈下或者为人特别恶劣，而仅仅因为他被认为“过度占有”了在整体知识场域中因为供应不足而显得益发宝贵的“公共舆论资源”。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知识群体的这种“丧失舆论资源”的感受，一旦处置失当，其所具有的破坏力和可能带来的社会损失和民族智力伤害之大之深，已经反反复复为过去的历史所证明。由此，种种文学奖频频被指主办者“自我炒作”和有违“程序公正”，韩东“承包”《芙蓉》时期被指“将湖南作家的公共园地变为‘南京帮’小圈子的阵地”，以及现在陈思和主政《上海文学》被指“将公共媒体变为同仁刊物”，这类引发“媒体暴动”的由头所以会被不约而同反反复复提起来，其所具有的意涵，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而是直接指涉“舆论资源”供应严重不足的“国情”。在当今我国已经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面向世界谋求“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刻，此类“事件”对即将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具有的预警作用，实在不容再三漠视。 在完善的“民主政治”条件下，学者运用个人影响力操纵媒体，借重类似“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将同属一个狭小的知识场域的专家学者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内部矛盾向社会公开，以此求得在更大范围内的“舆论支持”下内部利益格局朝向有利于自己的目标重整，这就是所谓的“学院政治”之一种，也就算是典型的“民主政治行为”了，完全无可厚非。因为所谓民主政治，无非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求得利益配置的相对均衡，大家在同一游戏规则之下各施其能，各展所长，最后得到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结果，维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在新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的博弈。所以民主政治的常态是动而不是静，是相对稳定而不是一成不变，是矛盾斗争中的双赢而不是你死我活，是在常动常新中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创造潜能和活力而不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中一次一次地“革命”之后复归停滞的稳定。正由于我国当前的知识环境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民主政治”条件作为支撑，而是仍处于由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维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格局的阶段，知识场域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才显得尤其残酷。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知识战争”，差不多无一例外都是鲁迅曾经用“横站”一语描述过的双面作战的翻版，会让作为被动方的当事人倍感无助，其结果也无一例外都属于灾难性的，不仅无助于知识环境的改善，更无助于民族智慧的增殖培养。当汪晖面对“读书奖”的风暴以一篇《〈死火重温〉序》表达他的孤愤时，“鲁迅的例子”所以会再次带给他特别的温暖，就是在这一情形下当事人感受的最好说明。而由这一“事件”所造成的人文知识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深刻分裂，在时隔数年之后的今天，其后续震荡也并没有完全过去，“《读书》公务员版”之类的苦果给整个知识环境带来的伤害，可能还将继续逼迫人们反复嚼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展，当一些人已经在改革带来的意识形态边缘空间里如鱼得水，借助网络和新兴媒体作云作雨，尽情享受着“边缘民主”的好处时，“体制”和“体制”之内的“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却仍然维持着依循德、能、勤、绩拣选代理人和管理者的僵硬模式，并循此不断吸纳某项“事业”范围内的优秀分子，将其“体制化”，持续制造着大批“体制内知识分子”。正如我们在上述“事件”中所看到的，这些新生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在遭遇“公众”的“民主要求”时几乎无一例外是以被动的第一方形象出现的，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想当初他们崛起于各自的“事业”领域之时，也几乎无一例外是立足于“民间”向“体制”要求着进步的新生知识阶层的优秀成员，如今竟成为“腐朽没落、以权谋私”的典型，其作品也由过去的洛阳纸贵一变而为“不堪卒读”的“裹脚布”。这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些人在高官厚禄之下放弃了自己过去的知识理想，变成“太平绅士”了吗？如果当今中国仍然处在几千年朝代更迭的循环过程中，我们或者仍可以这样去看、去想，去把在新的社会边缘空间中崛起的“新生力量”对他们的挑战解读为新一轮的“后浪推前浪，新血换旧血”，去把所有的本应基于共同的“文化民主”诉求、尊重各自的利益分殊的“知识战争”置换为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先锋与保守、“庙堂”与“民间”等等的势不两立，从而在其中选边站位，各为其主，杀个双眼充血你死我活不亦乐乎。但是毕竟，中国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中国，是以民主共和国的姿态置身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接续着“五四”以来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这样的民族振兴的伟业，不是靠某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代人可以完成的，必须学会从凝聚知识社群的共识开始凝聚社会共识，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建设“先进文化”；尤其必须学会使得民族智慧在代际更迭的过程中积累下来，代代相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文化进步必须以“弑父”为代价，后代只能踩住父代的尸身“往上爬”，然后又被更新的一代“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重复演绎着几千年长盛不衰的血腥“文化史”。只有在这样的共识前提下，怀着民主化进程不可改变的信念，联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再来看待90年代以来的这类“学院政治”之下的“知识战争”，才可望对之获得正确的解读，并为其中具体细琐的专业纷争求得合理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