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3-0151-07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时代”，随着不同时代美学关注点和形态的转换，形式主义批评、意象批评、意识形态批评、伦理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学社会学当代批评形态纷呈叠现。进入到全球化和电子化语境后，媒介批评、空间批评、生态批评、人类学批评等又不断涌现。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长期关注和深厚积累，王杰教授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中，存在着一种新的批评形态或者流派——作为一种批评形态的悲剧美学。他指出：“悲剧美学批评就是以一种悲剧模式为基本思维范式，以一种悲剧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批评范式来分析艺术作品。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尼采的悲剧理论还是卢卡奇式的悲剧理论、阿尔都塞的悲剧理论，或者本雅明、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它们都是一套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有一定的共同性。如果从整个悲剧理论讲，他们所持的话语体系都是悲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话语系统来看，他们依持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悲剧。”[1]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中指出：“悲剧扮演着通向科学知识之智慧、通向理性之智力的角色，因此正好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文科学，或者传统上所谓文化批评的范式。”[2]218在《批评家的任务》中，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悲剧在他们这些注释者的手中已经成为拒绝民主、平等、唯物主义、改良主义、人道主义等的一个代名词。这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形式。”[3]256另外，伊格尔顿在《悲剧、希望与乐观主义》一文中还对现代社会的“悲剧消亡论”进行了回应，提出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没有消亡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悲剧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形式，是对当下庸常化、物欲化的社会状态所作出的回应，“悲剧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形式，作为一种含蓄的现代性批判，成为精神贵族主义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最后的光辉事业之一”[4]。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一向将悲剧作为观测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在对现代性的审视和批评实践中也自觉地采用悲剧的辩证性视角，从而将悲剧与现代性连接起来。卢卡奇、戈德曼等认为悲剧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于它能提供一种超越性，本雅明在对德国悲悼剧的批评研究中发现了寓言批评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威廉斯、伊格尔顿注重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悲剧，认为悲剧与现实的关系不在于超越，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介入等等。这些理论家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关注点，从而建立了他们进行悲剧批评共有的话语体系和批判维度。在笔者看来，这一过程大致呈现为三个方面和三大维度：首先，在现实话语方面，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家不约而同地都会去关注一种断裂，不管是在历时性的维度上所体现的历史的断裂，还是共时性维度上的事件的断裂，进而形成一种断裂性的哲学思维来对现代社会中的现实生活构成批判。其次，在美学话语方面，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特别关注悲剧崇高，这是一种与美学崇高不同的范畴。尤其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这种崇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生长出一种被伊格尔顿称为“悲剧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最后，在政治话语方面，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家特别注重悲剧的革命性和重构性，对悲剧和革命的关系和运作机制进行美学性连接。 一、悲剧与断裂：马克思主义悲剧批评的现实话语与哲学生产 现代性的体验来自于对时间断裂的感受，“现代性的发生，其另一种表述就是现代同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5]。“modernus”最初只是一个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概念，标志着对以往历史进程的扭断并朝向新的方向发展。吉登斯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性，认为现代性的出现并非像许多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内部自身演进的结果。詹姆逊则直接将现代性视为断代，指出“现代和现代性条件总会带来一些断代史的逻辑，不管它们在最初阶段，显得多么隐含”[6]。现代社会在时间表达上充满复杂性，它不仅仅表现为线性不可逆、无法阻挡的流逝的时间之维，既不单纯地呈现为过去，也不单纯地指向未来，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多重叠合与结晶。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时间已经被空间化处理，复杂交织且充满张力。 当然，断裂远不仅仅指向一种时间上的断裂，还包括事件的断裂、历史的断裂、叙述的断裂，故事的断裂等等。在哲学意义上，断裂还指向一种情境。例如，巴迪欧在《思考事件》中就讲述了阿基米德之死的故事：在罗马入侵古希腊后的某一天，阿基米德正在海边思考问题。这时过来了一位罗马士兵告诉阿基米德，罗马的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他。可是阿基米德在士兵重复了几次后只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我先完成我的证明。”最后士兵气急败坏地拔剑刺死了阿基米德。这个故事让读者感到迷惑：阿基米德和士兵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他们之间的冲突场是什么？显然，这里的冲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冲突，它起源于双方思维的非同一性断裂，展现的是权力和真理之间的断裂。在巴迪欧看来，这种情境对于哲学家思考和创造新问题至关重要：“在断裂情境中，哲学可以在其中诞生。”[7]可以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是通过“思”的行动介入才标示出一种断裂性的情境所在，只有在“我思”被带入断裂性的瞬间和情境时，“我”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所以，现代社会中，“上帝死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等的相继宣告，在巴迪欧看来，其表征的正是一个个断裂性的历史性情境，是它们使新的哲学得以产生。尼采、罗兰·巴特等也纷纷强调要在断裂和脱节中去维护自己与时代的关系，阿甘本指出：“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即当下不仅仅是最遥远的：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抵达我们。它的脊骨已经折断，而我们发现自己刚好处于断裂点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