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存在方式与历史和现实之间具有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促使人们对历史线形逻辑和现实功利思维的质疑，但仅仅是“可能”，而不是“必然”。批评的介入，一直在试图使这种“可能”趋向于“必然”。因为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维护“文学”这种特殊存在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相对于其他方式的合法性。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不是像文学那样“呈现”，而是话语交锋式的“介入”。 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直接通过“意义”系统来呈现的，而首先是通过独特的“形式”来是现的。文学形式，它的词语、节奏、母体、主题、形象、修辞技巧、叙事方式、结构模式等等，有它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有冲突。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和现实关系。 比如讲故事，一般的听众都有一种急于知道“后来怎么啦”的原始好奇心和直奔结局的欲望，实际上就是希望了解故事的“现实关系”中人物的下场，或者故事的“历史演变”中对那些人物和角色的最后审判。如果单纯满足那种原始好奇心和窥视结局的欲望，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小说”叙事不是这样，它既不想急于告诉你“后来怎么啦”那个结局，也不急于给出最后的判断，而是试图无限“耽搁”在叙事的中途，让线形的历史事件变成一个叙事的迷宫，让感官世界的经验在事件和行动中充分展开。随便举一些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比如《一千零一夜》中的讲故事者山鲁佐德，她或者让结局缺席，或者让结局引出另一个结局，以便阻止最后的审判。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叙事者（梅什金）在面对绞刑架的时候，流动的叙事时间突然停顿，讲述者在震惊事件面前踯躅不前，从而破坏均衡的叙事分布。比如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没有结局的故事，《审判》中的“审判”和《城堡》中的“城堡”，都像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梦魇，他甚至干脆让自己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变成“未完稿”。比如张爱玲的《色·戒》，其叙事一直耽搁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延迟谋杀事件结局的来临，甚至让理性的计划和抽象的目标，迷失在具体的肉体和情感行为的迷宫之中。这无疑符合一般的文学叙事要求。这种“耽搁”，有它自身的“叙事伦理”，那就是超越目的论的、抛弃简单的价值判断的叙事实践。毫无疑问，但有人忽略文学叙事本身的逻辑，强行地将社会政治或者道德审判逻辑插入其中的时候，这种叙事结构就变成了审判的对象——这种叙事时间上的耽搁，在道德逻辑和政治逻辑面前，变成了“汉奸”的辩护词。 即使在叙事结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文学叙事也只能建构一个与线形“历史结构”或者直接冲突、对抗的“社会结构”相悖的“反常化”的结构。此刻，许多读者都会埋怨说：“都是假的”、“不可信的”，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真的”、“可信的”，而不是“美的”、“可爱的”。他们所期待的叙事走向及其效果是：审美——道德——科学；也就是希望叙事者用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说出他们所期待的“好的”和“真的”；或者反过来：科学——道德——审美，也就是希望叙事者将“好的”和“真的”翻译成“美的”。毫无疑问，在这里，“美”只是“真”和“善”的手段，叙事的过程变成了“结局”（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的手段，文学形式自身的自足性遭到忽略，它苦心孤诣地经营的结构意义上的“对抗”，被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所湮没。湮没意味着一方存在和另一方消失。在一种急于消灭矛盾、删除差异、趋向同质化的思维逻辑支配下，科学、伦理、美学三者构成的结构性对话关系消失了。 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开始介入的，它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在鉴定一部作品的好坏程度（像编辑和出版商那样），不如说在寻求一种正确的阐释方法。这种阐释方法，首先必须不断地清理混乱的阐释逻辑，阻止其他方法的粗暴和僭越。批评介入的有效性，也就是这种“清理”和“阻止”的有效性及其过程。因此，有效的批评介入，就是在对文学独特的形式史的把握的前提下，充分阐明文学的存在方式与其他存在方式之间的对话关系。由此，文学批评才能够和文学创作一起，合力抵御外部强势逻辑的入侵，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结构性的力量。就此而言，文学批评就是一种话语较量式的批评，因而也就是一种介入性的社会批评。与此相应的是另外两种批评形式，一种是专注于自身的学术化的形式演变史批评，它包含着一种批评科学化的诉求。另一种是道德批判的极端形式，也就是文明批判式的批评，它包含着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激情。 二 我们首先讨论“文明批判式的批评”。这种批评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或者现实问题，或者某一类表达的方式和技术问题，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审判。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形式，实际上不过是文明形式和道德形式的一种外显。它的矛头直指人类文明形式本身，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类型而已。因此，这种批评常常会产生毁灭性的效果。 我们内心一直有一种隐秘的矛盾和冲动，即，渴望天才那种毁灭式的批评，但又隐约地惧怕它的到来，因为他们的出现摧毁了我们可怜的智力和想象力。这种批评，能够在一瞬间摧毁我们小心经营了多年的、漏洞百出的逻辑。它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山头上，另筑起一个辉煌的巢穴，借此否定我们在山下泥淖中正在建构的、不堪一击的房舍。这是毁灭，同时也无疑包含救赎的意思。这是一切天才的批评家的共有特点。我想到了尼采，他无疑是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重估一切价值”，宣布“上帝”的死亡和世俗“道德”的死亡，并且期待一种“快乐的科学”（笑的赋和智慧）的降临。他取代“上帝”，提前对文明和道德进行了“末日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