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1、2月间的初春时节，大地的气候还有些暖寒不定的话，一进入阳春三月，杂花生树、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无可阻挡的了。 毛泽东一心一意要让“百花齐放”深入人心。要做到这点，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最高国务会议刚结束，中宣部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本来属于党内宣传干部的会议，毛泽东还决定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有关文艺方面的筹备工作，当然是由周扬负责。他专门找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黎之以及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曹葆华谈了一次话，了解情况，让他们准备一些会议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宣部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事先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人们特别关心并用于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这个《汇集》，对其中的22个问题作了批注。其中第6个问题说：文艺界的主要危险是“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毛泽东批道：“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该按具体问题处理。”第8、9两个问题是：怎样看有的作家提出的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看到什么写什么”、“感受即真实”，作家不用考虑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怎样看有人提出文学既然反映现实，只有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批道：“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这些批注，写于会议开幕的当天。看得出，他对文艺界出现的一些现象，并不是一味的叫好，他有自己的判断，但仍然是坚持用“双百”方针的精神来看待。本来嘛，这次会议就是要“鼓劲”的。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3月6日在北京正式举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党内外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会议中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录音以后（这样做，无疑是为了给会议定基调），便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进行座谈讨论。 这段时间，毛泽东连续出席各组的讨论，忙极了。而且总要解答与会者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影响最广泛，好像是晴雨一般的文艺界的事情（会议还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 在开幕当天晚上，9个省市的宣传文教部长正在座谈的时候，毛泽东来了。有人当面问他，关于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评价，前不久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传达的精神同这次会议的说法不同。毛泽东似乎是带着情绪地回答说：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那次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些什么。 毛泽东从来不是单面作战。他还说：马寒冰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都要批评。《电影的罗鼓》这篇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这个态度，几天后同出版界的代表座谈时，他表达得格外明确，他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寒冰的文章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个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这两种偏向都是片面的，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和分析问题。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毛泽东说：简单的口号吓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章要有说服力。《星星》这个诗刊上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就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有这么一股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还说：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分是《草木篇》。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把齐放的“百花”分作“机会主义之花”和“教条主义之花”，两种倾向都要反对，这是毛泽东在3月初最真实的心态。尽管他不愿意下结论哪种倾向是主要的，但当时他着力要解决的显然还是阻碍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批评教条主义的话讲得多一些，严厉一些，一再强调要讲究方法，要有说服力，要平等待人，等等。这种心迹，几天后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露出来了：我看到文艺批评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来看，写文章的人们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也是为了帮助他嘛。 我们且看看文艺组的讨论。与会者几乎包括了当时文艺界所有的名人，需提一下的是，以写文艺批评文章刚刚露出头脚的姚文元也在这个组里。不过，那时他只是叨陪末座，主要的还是听前辈们的发言。 几位文坛泰斗发言也都很踊跃。 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还是文化部部长，他讲的话似乎有些单刀直入：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的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