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被当成“二阎王”和“文艺黑线”的“祖师爷”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斗争。他被关到秦城监狱，孤独、悲惨地度过了九年的时光。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给他的信上写批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当年7月14日，周扬走出秦城监狱。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周扬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1977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7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列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后，周扬官复原职，回到中央宣传部，继续担任副部长，主管全国文艺工作。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同步，对全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周扬晚期(1977-1989)的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晚期的文艺思想是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路线形成的前后发表的，这里有对于“四人帮”的文艺思想痛彻骨髓的批判，有对于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和以前的种种言行、特别是对于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左”的不当做法和说法的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检讨，有对于文学艺术问题难得的自由的感悟，因此，周扬晚年的新鲜活泼的文艺思想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批判“四人帮”文艺思想 批判“四人帮”对文艺事业的破坏，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思想，是周扬晚期在几乎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扬认为，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正确评价30年代革命文学的历史；二是正确估价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三是我们同“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在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周扬认为我们同“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里以此讲话为主，兼及周扬的其他文章，做一个梳理： （一）如何对待文化遗产 我们一向主张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一概排斥。“四人帮”对文化遗产采取“彻底扫荡”的态度，他们不但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艺、开国以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否定整个人类进步文化的财富，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大批的古典的进步的文艺书籍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说什么从《国际歌》到那几个“革命样板戏”一百多年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是一片“空白”，只有到了江青，才开辟“无产阶级的新纪元”①。的确，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做得最极端的事情之一，把一切文化遗产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大黑货。文化的饥饿、审美的饥饿是空前的。周扬说：“不介绍、不研究外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学习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面，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对它亦步亦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对它进行评价和批判，对它的反动倾向不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是投降主义，当然也不行。”②采取这种既吸收又批判的态度，才是对待中华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二）需要什么创作方法 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四人帮”主张“主题先行”、“三突出”之类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认为创作可以不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概念出发，闭门造车，向壁虚构。“三突出”的思想基础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③。周扬认为英雄人物还是要写，但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写。他说：“要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不能要求把这种人物写成天生的英雄，十全十美，高大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过程，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公式制造出来的什么‘英雄人物’，正是英雄人物的反面和丑化，只能引起读者的厌恶与嘲笑。”④可以说，“四人帮”笔下的英雄是编造出来的，没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周扬所说的英雄则是真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把我们写英雄与“四人帮”写英雄区别开来。 （三）要不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科学和繁荣艺术，而非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毁灭文化，毁灭艺术，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根本分歧之一。“四人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束之高阁，多少年都不提它⑤。周扬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特别谈到“科学无禁区”的问题，他说：“‘科学无禁区’这句话原来是针对‘四人帮’设置的大大小小的禁区讲的，这些禁区窒息了人民的民主空气和活泼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与艺术的自由发展，造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恐怖局面。不打碎他们设置的禁区，人们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我们的科学就不能发展。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⑥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把对“四人帮”的批判提高到路线的高度。他说：“‘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极‘左’路线。他们篡改和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极大地败坏了革命文艺的声誉。他们歪曲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他们在文艺上传播的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帮八股的恶劣文风，及其所推行的各种荒诞措施，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流毒之深，至今尚待肃清。”⑦这些批判是严正的，打中要害的，它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