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5-0083-14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在整个世界和地球的历史上，或许只因有了马克思，我们才能开始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形式展开思考，对有关人类、社会、经济、民族以及国家的新的思维方式所体现出来并予以推进的诸多国际运动展开思考。或许只因有了马克思，我们才能对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效果展开思考：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平等、更加暴力；因而，跟它所声称的不同，它也就不会达到全球化，涵盖全世界。的确，即使不论别的方面，马克思尝试就全球化的力量所做出的论述，也对我们教益良多：这种全球化正日甚一日地试图将如此众多的自然资源集中到人类世界上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人的手中。笔者要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关历史、宗教、经济学、意识形态、法律、权利、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奴隶制、殖民主义、战争、媒介、政治学的全球化以及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教益，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还想面对即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那种倾向的东西，那么马克思的教益或许就是最具重大意义的探索性的思想资源：暴力、经济压迫、不平等、饥饿、战争以及族裔、宗教和文化冲突，它们的不断加剧，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导致了遍布世界的如此众多的苦难和死亡。如果我们还想破解这种倾向的密码，如果我们还想把自己生于斯、老于斯的诸多气候之中的快速变化记录在案的话，或许就应该回到马克思的尝试上来：应该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加以思考，因为即使那并不能化约为一个概念，但也仍然会中断历史。在马克思那里，这一事件——瞬变不断、转换频仍、变动不居甚或旨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含有对解放的预示这一经验的不断指涉。也就是说，它所指涉的预示关乎的是，一个并不单单是对过去的重复的未来。正如本雅明可能会说的——而本雅明当然是马克思最为伟大的解读者之一——这样的预示意味着，总是要向别的什么事物开放这种未来性。因而，我们之所以必须反对为这一未来做出预言或对之加以组织，原因也就在这里。“如果有人想知道该如何把一个‘拯救出的人类’构造出来，”他曾经警告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把它构造出来的，什么时候人可以对它有所指望，那么，不论他是谁，提出的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妨像本雅明所做的那样，也在这里回顾一下马克思1869年写给爱德华·比斯利(Edward Beesly)的信中所提出的主张：“凡是想为那样的未来制定规划的人，不论他是谁，都是反动派。”(Benjamin:120)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假若说由这样的预示所预示出的那种未来，它的开启是一个求知的主体的行为，那么这样的未来就是可知的、能够实现的，因此那也就无法成为未来，而是要造成对它的解构、涂抹。不过这样讲的意思是说，这一预示意味着，能动作用是不可化约为个体性的人的意志力的，而是同诸多不可预见的中介化的交换和关系，同永远也不会与其自身自我认同的集体性，同其他物质形式——其中包括历史、语言、回忆以及表征——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 要探讨的论题很多，但笔者这里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在1853到1860年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因为在这些文字中，他在论及中国的同时，已经开始对上文所说的全球化和转型等诸多运动的踪迹展开了分析（的确，早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中国此时正经历几场危机。它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834年其人口已接近四亿），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贸易顺差。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便遭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的袭扰。最早的欧中冲突（鸦片战争）是在1839年开始的，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在这个时期，中国灾难频仍，饥荒连连，仅在1849年估计就有近一千四百万人死于非命。苦难加剧，民不聊生，终于导致185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的思想基础就是社会革命的平等观念。而且除了别的举措之外，起义废除了私有制，确立了男女平等，对从烈酒到鸦片等毒品一概禁止（一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才被清朝帝国政府攻占）。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对远东开始出现革命运动表示欢迎。正如他1850年1月以很大篇幅又一次条分缕析地描述自己对起义的里因外由的认识时所指出的： 这个国家的缓慢地但又不断地增多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难以忍受。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国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业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国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1997:143-44）。 “我们想起了，”他后来在《资本论》又一次提及有关事件，进而写道：“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