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098—10 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 王先霈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 中国现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学术通则、惯例或者叫做“语法”，是近一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并且主要是在欧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思维习性和学术规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冯友兰在其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讲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当时在《审查报告》里评论说，冯友兰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① 同样的，文艺学或美学、诗学，也是从外国输入的名词。在冯友兰所说的那个意义上，所谓中国文艺学、中国美学、中国诗学，也可以说即是中国的某种学问，可以用西方所谓文艺学、美学、诗学名之者，是“在中国”的文艺学。文艺学不能只是在中国的，而应该是中国的。如何把在中国的文艺学，建设成为真正是中国的文艺学，这是今天讨论的重要课题。 不过，一般所说西方的这些学科，包括西方的哲学，也包括西方的文艺学，并非是单纯的、单一的自足完备体系，无论从历时的演变还是从共时的丛生看，它们都包罗了多种多样彼此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在欧洲诞生而后传播到全世界的。这些多种多样的文艺学，彼此的观念、方法可能迥然有别，但从思维形式来看，它们是在一个大的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有一套公用的话语系统，彼此具有很强的可对话性。其中某些文艺学理论就是在对别的文艺学理论的批判中建立，而批判乃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中国古代的可以用西方所谓文艺学名之的文论，原是在与欧洲理论基本隔绝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和术语群，属于与西方不同的另一套话语系统。中国古代文论用于观察、衡估、评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是有效的、合适的。一千五百多年前钟嵘的《诗品》，评论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写得多么好呀！三百多年前金圣叹评点《水浒》和《西厢》，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启迪了对作品新的领悟。“五四”新文学兴起，小说、新诗、随笔、话剧、报告文学创作，它们的文体形式和艺术理念，在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背景下，主要是求新声于异邦。因此，用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术语和文学批评文体，用古代那一套话语系统，来评论鲁迅、巴金、郭沫若、徐志摩、冰心、洪深、曹禺、夏衍的作品，就很不适用了。以中国古代的文论语言与西方文艺学、美学、诗学进行理论对话，遭遇着两套话语系统的隔膜，必定甚为困难。于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古代经典与现代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断裂。先行者们，几代学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断裂。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余英时介绍他的老师钱穆的治学，“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②。我们知道，钱穆提出了“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作为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周扬在1958年提出过建立中国自己的、与本国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口号③。但是，新历史主义有一个说法，叫做社会能量在文学艺术中流通、循环并且增值；反过来说，文化的、学术的民族性成分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也必须在社会的全面的建设发展中实现。有海外的汉学家认为，近代以来，是“先进的、有活力的”西方，刺激了、带动了“落后的、停滞的”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他们企图用“刺激→反应”的图式来描述这个过程。这里流露了盲目的种族优越感。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的动力在中国内部，当然也受到外力的强大冲击。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虽然外力的作用非常之大，根本的动力同样是在中国内部。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学术的现代化不能脱离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进程，而只能在这一进程中间逐步实现。所以，不奇怪，中国的现代文艺学，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学科惯例和本土的资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惯例与本土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接受实践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20世纪前期和其后的某些阶段，搬用和套用西方文艺学，曾经造成过不少困难和尴尬。由此产生的困难，既有思维方式上的困难，又有表述方式上的困难。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站在什么样的体系基础上思考，用什么样的学术语言表达？在文艺学的若干分支，这种困难和尴尬还是双重的、多重的。例如，我们看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套用西方文艺学框架，还要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框架；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论是白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还是其他，都没有考虑中国几亿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特征，搬用这种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问题，怎么能得出真知、新知？再以文艺心理学研究为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学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以及西方文艺心理学理论，其理路相距颇远。前者是实证的，依靠实验室里严密的操作；后者是玄思的，依靠理论家的体验和推想。而我们几十年来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却是以1879年在德国建立，之后在美国、法国、俄罗斯等若干国度得到发展的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为参照和指引。台湾学者杨国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反省：我们所探讨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这是一条正确有效的研究道路吗？他联合一批学者，探讨心理学研究之中国化的可能性，以“建立中国人之本土心理学”为研究的主旨。④ 不少的文艺学家，若干年来实际上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建立既是现代的、科学的，又是民族的、本土的文艺学，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学理论的框架、术语、体系，而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文化自觉，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努力追求的本民族的诗性，都日益紧迫地要求我们处理好文艺学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今天也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我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因国势颓危，心怀焦虑，而故持偏至之论；也不会再因外敌欺凌而灰心自卑。我们可以把开放的心态和民族的自尊自然结合，探讨理论创新的切实途径和方式。 二 理论创新的关键之一，是正确认识和恰当对待外来的、西方的概念在中国话语中的可对应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经历过从西方输入的新名词的轰炸，我们经受过术语的滥译滥用，我们感受了正当的学术论争因对基本术语的不同命意而成为聋子的交谈。学者们共同的心声是：必也正名乎！我们迫切需要对术语、范畴的概念内涵取得共识，迫切需要一种使正常的学术交往得以进行的公用的术语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