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1]04-0074-08 现象学被很多学者视为沟通中西文论的一个平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条途径。最早将现象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是现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20世纪60年代，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将现象学“纯粹意识”与庄子的“心斋之心”进行比较，指出“纯粹意识”是由悬置先入之见后而呈现，与“心斋之心”忘知而呈现相似，进而说明“心斋之心，即是艺术精神的主体”①，并指出现象学对于知识等先入之见的悬置是暂时性的，庄子对于知识等的否弃则是一往而不返的，是为人生求安顿的。此后，刘若愚、叶维廉等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着这一方向的研究。近年来在哲学领域，瑞士汉学家耿宁(Iso Kern，1937-)、国内现象学代表性学者倪梁康等积极倡导建构心性现象学，致力于现象学与中国传统心性学的融通。受上述研究启发，本文主要以钱穆心性文学批评与日内瓦学派(Geneva School)代表人物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1902-1991)的文学意识批评为研究对象，在更为具体的层面探讨融通这两种十分相似的文学批评的方案。 日内瓦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乔治·布莱被视为日内瓦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的著作《批评意识》(Critical Conseiousness)被一些批评家誉为一部关于日内瓦学派“全景及宣言”式的杰作。日内瓦学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现象学批评”，现象学是其进行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不同于新批评重在研究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日内瓦学派将文学作品视为作者意识的独特体现形式，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对于意识的批评”②，认为文学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关于意识的意识”③。 钱穆在谈论文学时，特别强调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作者的人格，他在《谈诗》一文中说道：“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④在钱穆看来，文学源于胸襟，人格才是文学作品的灵魂。 布莱从意识的角度评论文学作品，钱穆强调作家人格显现于作品中才是优秀的作品。他们二人都将作者主体精神视为文学作品的源头，可以说他们关于文学的思考是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的。这是比较二人理论的基础之一。 此外，现象学、存在主义被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是最为接近中国传统学术思考方式的西方学派。牟宗三曾经指出存在主义的开创者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是“西方学术文化传统里一个最特出的人物，可谓独一无二”⑤。而他之所以如此称赞克尔凯郭尔是因为克氏“不但从观解的转到实践的，从客观的转到‘主观的’，(即归于主体上)而且已从康德之理论地，原则地讲法，形式地讲法，转到具体地实际地讲法，归到具体‘存在的’个人上讲。此即是‘存在主义’一词之由来。‘存在地’观人生，即是‘实践地’观人生，亦即非逻辑地，非观解地观人生。”⑥在牟宗三看来，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在重主体、重实践方面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显现出不同于西方学术重理论、重逻辑的倾向。钱穆亦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例如他曾指出，西方的心理学其实仍是物理学。他说道：“西方心理学实为物理学之分支，倘谓其亦涉及生理，实只以身为主，身亦一物，则生理仍不脱物理。”⑦在钱穆看来，西方的心理学并没有真正从主体的角度来关注人的心理。这表现出他对西方学术理论化、对象化的研究倾向的不满。学术思考方式的相近，为我们比较钱穆与布莱的文学批评观念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钱穆的心性文学批评与布莱的文学意识批评对观，目的是尝试以现代的现象学文学意识批评敞开钱穆的心性文学批评。这是中西文论中两种相近的文学批评理论的一次对话。中国传统文论标举心性，如果能够以现象学予以会通，将会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核心概念——“心性”注入现代意味，从而激活传统文论中的心性文学批评理论。钱穆和布莱关于文学的思考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一、认同：批评的起点 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的开篇就写道：“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归宿)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的结合。”⑧布莱认为，阅读是批评的源头，批评者正是在阅读中进入被批评者的意识之中。他关于阅读过程的描述充满了现象学的味道。他说道：“阅读是这样一种行为，通过它，我称之为我的那个主体本源在并不中止其活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变得严格地说我无权再将其视为我的我了。我被借给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在我心中思想、感觉、痛苦、骚动。这种现象在某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阅读使我产生的异化状态中，其表明形式最为明显，甚至最为自然。”⑨在布莱看来，读者在意识中能够复现、认同作者的意识，甚至自己的意识在阅读中让位于作者的意识，才是文学批评的真正起点。可以说，布莱认为文学批评的基础是读者意识与作者的意识达成一致。因此，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2021)径直称布莱的文学批评为“认同批评”。布莱强调读者对作者的认同，其中包含着这样的深意：文学批评是意识对意识的认识。意识不是客体性的存在，意识只能从内部把握，只有思想着作者的所思所想，才能意识到意识的本真存在。认同就是参与到作者的意识之中。布莱指出：“发现作家们的我思，就等于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使用同样的词语再造每一位作家经验过的我思。在作者的思想和批评者的思想之间出现了某种认同，当然，这一次不是在次生观念的多样化的层面上，不是在由自我认识行为所必然引起的理智的、情感的波动之中，而是就在实现这种认识行为的根子上。”⑩由此可见，布莱把握作者的我思，就是从意识的根子上把握作者的意识。当读者把握到作者的我思这一时刻，即是潜入作者我思内部的时刻，与作者的我思完全同一，而且是在根本层面上的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