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我这里从来不成为“问题”。当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传进大陆学界，消解作者是父亲的神话，坚持认为文本的意义源于读者创造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当接受理论把读者奉为上帝般供起来的时候，坦率地讲，我对读者也充满了信心。那时正处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初潮期，由来已久的“精英意识”又不禁使我长生了另一种隐忧：过分抬高读者会不会引出读者中心？而读者在或一意义上是可以转化为“市场”的，这时，又会不会相应地产生市场导向？设想一群作者被“市场”牵着鼻子穿行于都市乡野，高举“票子”往还大街小巷，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景象？ 还好，理论的情形并未如想象般发展。一段时间过去了，听到的却是“读者之死”。给我的感觉是，读者被高高地抱起来，然后被狠狠地扔到地上。这个时代真是好玩！不过，我也并未十分在意，权且视为赵师毅衡先生所谓“理论冗余”时代的一种“冗余”。真正第一次接触此一问题的理论阐释要提到我的同事欧震博士，他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所作的大会发言，就叫“读者之死”。核心意思是，读者是消费时代的发明，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关于作者的理论；传统的作者理论都隐含了读者理论；传统的写作都有大致明确的预设读者，中世纪有关《圣经》的文本，是写给信徒的，浪漫主义时代是为精英分子写作，如此等等。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消费社会，这种较为明确的预设读者开始模糊甚至隐退，从而导致“读者之死”。也许欧震的观点并未引起会议的足够重视，但对我却一新耳目，有些触动。第二次是刘朝谦教授一本正经地召集作家何大草、欧震和我在一家茶楼讨论“读者之死”，还请了两名研究生做记录。既然讨论，就必须发言，还要考虑“讨”什么，“论”什么，这让我有些紧张。“讨论”还十分激烈，时间也花得很长，这才使我真正感到关于“读者”确乎出了什么“问题”。 究竟什么问题，实话实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思量就遭遇了高考作文事件。今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引用了前不久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进行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的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显示了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与图书阅读率走低相反，网上阅读率却迅速增长：1999年为3.7%，2003年为18.3%，2005年为27.8%。试卷要求考生就此构思作文。把如此沉重的问题，在决定人生前程的如此关键的时刻，交给我们那些被高考指挥棒折磨得死去活来，整整苦读了12年的孩子们，真有些惨不忍睹和荒诞滑稽，也显示了大人们的“滑头”，以及面对问题畏葸退让和习惯于推卸的德行。考试结束后，《中华读书报》特邀学者、作家场外答题，又是照片，又是编者按语，差不多整整一版的篇幅。以后还搞了几次，场面热闹壮观。此举的目的或许并不在答案，而是把问题从考场引向社会，引入学界。显然，读者问题到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上述调查数据成立的话，它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既在证明着纸质阅读的渐次“死亡”，又在宣示着网络阅读的“新生”和崛起，既在证实着，同时又在消解着我们“读者之死”的命题。这就使这个话题变得严重而有趣。 的确，作为理论视域的“读者之死”勿需我在这里饶舌。尼采在宣布“上帝之死”，即那个作为终极价值、终极真理被宗教神学、宗教哲学甚至宗教教义所在在建构的上帝谋杀了真正的上帝的时候，就内在地决定了建基其上的作为知识建构的“人之死”、“作者之死”以及“读者之死”了。础基不存，大厦焉在？终极真理观的颠覆之于知识主体、道德主体、伦理主体等等主体的“人”来说，不正如覆巢之于完卵？福柯、罗兰·巴特等人只不过从各自的论域就尼采的学说进行了卓越的再诠释，再推进？ 我面对的是饶有兴趣，复杂幽微而又坚硬如水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陆“中国”的问题。学者、翻译家蓝英年说，他在俄罗斯地铁里看到，很多俄罗斯人不仅喜欢看书，而且看的是经典名著和严肃作品。著名作家格非谈到，他在法国农村给农民上课时发现，那些农民都读过巴尔扎克，都读过福楼拜。①而在国内，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同样的话，我和赵毅衡先生交谈时也听到过，不过赵先生说得更多的是英国人。类似的情景，我也目睹过，那是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一家公园内，夕阳西下，我们在忙着拍照，忙着中国式的大声嬉闹，而条丝长椅上的维也纳人却在静静地、如痴如醉地阅读，小孩、老人、妇女，还有青壮年人，我们自讨没趣。据作家何大草在讨论中举例说，去年，即便知识分子簇拥的大都市上海，人均一年才读8本书，而日本人均一年读18本书，美国人均一年读25本书。按上述权威机构的统计及其发展趋势预测，我们读书的数量还在持续下滑。就此而言，我要讨论的是大陆中国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读者之死。” 一 我想，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本文所言“读者之死”是指所有人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突然停止了阅读活动。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人们更愿意相信，阅读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不单单指我们细读书面文本时所投入的一项活动。“事实上，一旦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并试图去理解或解读周围的符号，阅读便成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其间的一个过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枢轴上最重要的机制之一。”②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之谓“读者之死”是流行文学与文化的读者消亡，更不可能是畅销书读者、网络读者的死亡。事实上，金庸小说以亿计算的发行量，木子美“身体写作”文本《遗情书》日增长6000次以上的点击率，以及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纵的那些政治读物的销售量及其所拥有的读者之多，都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很显然，我所说的依然是关于文化经典且更侧重于文学经典的阅读。即，当下阅读文学经典的人正在锐减，几至于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