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静蓉,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记忆研究,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第一文科楼中文系201室,电子邮箱:glassyezi@sina.com。510632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国家记忆可以按照“关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作为一种记忆”)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记忆”)两种方式来理解。根据把“国家”化解成中国、祖国、民族和政党四个维度的意义,国家记忆也可以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国家记忆的所指往往会因应不同的使用语境而改变。国家记忆的形成最基本地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前者即强制性“嵌入”记忆的方式,后者即“诗性自觉”的记忆方式。在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主要关注“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及“隐私、网络暴力和正义”两个问题。而国家记忆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何选择记忆”与“公共空间的转型”两个方面。从记忆的主体(“群众”)到记忆的对象(“信息”),再到记忆的方式(“电子阅读”与“文化习惯”)和记忆的表征(“纷众记忆”),互联网颠覆了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或民间)所构成的记忆生态,创造出了更多关于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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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表示:“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双日’,无疑是将人民的精神诉求和意志提升到国家统一意志的高度。这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充分的体现。‘双日’的法定,是对历史史实、民族记忆的法律强固。它将会进一步凝聚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的热情,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立场和信心。”(郑淑娜3)2014年12月13日,历来由南京市政府举办的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地方性纪念活动升格为国家公祭。

      随着“双日”决议的颁布和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社会上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国家记忆”,尤其在纸媒、出版业和网络世界里,这个概念更为常见。最有意味的是,自2016年10月3日起,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档都要播放名为“国家记忆”的历史纪录片电视节目,这“是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改革开放进程史”。①这档节目广受好评,已成为传媒界学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由主流媒体在黄金时间面向国际播放冠名“国家记忆”的电视节目,这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图就更耐人寻味了。总之,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逐渐变成了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

      然而,尽管“国家记忆”这个概念越来越被承认和合法化,但不同使用者对它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在不同情境中对它的界定和释义也各不相同。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国家记忆”是一个真概念吗?当我们谈论“国家记忆”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的对话有合法且合理的共识吗?

      一、国家记忆:从概念到机制

      在以“记忆”为中心词的相关概念中,“国家记忆”是最特殊也最复杂的一个。因为即便是从字面意义上看,“国家记忆”也是有歧义的。我们至少可以按照两种组合方式来理解它。第一种是本体论的层面。国家记忆就是“对国家的记忆”“关于国家的记忆”,或者是“国家作为一种记忆”,“国家”是记忆的对象或内容。第二种是认识论的层面。国家记忆就是“国家的记忆”或“国家+记忆”,“国家”是记忆的主体和归属。前者要解决的是国家记忆是什么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记忆如何形成、某种个体记忆或地方记忆如何上升为国家记忆、社会文化如何表征国家记忆等;后者要解决的是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作为记忆主体的角色功能。前后两者互有交叉重叠,又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在本文当中,我们对国家记忆的讨论主要基于第一种立场,但也略微涉及第二种立场。虽然我们从“国家”的多义性出发,但我们无意辨析“国家”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沿革,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记忆”,而且是处身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我们所要依据的是数字记忆或互联网记忆的日常现实,希望考察国家记忆在此之中的发展危机,揭示国家记忆与国家、与民众、与个体之间因应数字现实而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为理解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奠定理论基础。

      基于此,从“国家”之于“国家记忆”的意义而言,并以记忆为中心或在记忆的语境中来讨论国家,我们可以将“国家”化解为“中国”“民族”“祖国”和“政党”四个含义,而“国家记忆”则可以分别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

      在地缘政治学的意义上理解国家记忆,我们首先需要把国家视作一个空间或一个地理的有机体,而国家记忆就是独属于某个国家的,能够塑造某国形象、体现某国历史、映射某国精神的文化现象;是在这个国家疆界内,通过社会风俗、传统礼仪、民间习惯、文化风尚、法律规则、道德风气、精神风貌、信仰传统等所显示出来的“一国国土内人们潜在的同一性”(米格代尔18)。比如中国记忆、美国记忆、荷兰记忆等。

      基于中国记忆,却比中国记忆更具有情感倾向的概念是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这个维度上的国家记忆对应的是我们平时常常在口语中言说的“祖国记忆”。它所指涉的是对某一个地理位置或地理范围、对与自身之来源息息相关的大地和生活世界、对这一特定土地上生活着的广大民众、对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高度而自觉的认同感,是对与这种认同感相关联的一切记忆。“祖国记忆”的提法体现了记忆的修辞力量,属于情感记忆的一种类型。

      中国记忆和祖国记忆更强调国家记忆这个概念的地域性和情感特质,关注的是国家的领土边界和社会边界(米格代尔17)。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边界与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记忆的影响和塑造,也即在民族志的意义上理解国家记忆。这个维度上的国家记忆就是民族记忆,是政治身份一体化之国民创建“文化共同体”以及对它的归属与认同(张凤阳 罗宇维 于京东43)。民族记忆的内涵比较复杂,或可按照学者胡安·博莱特(Juan Poblete)的方式将其再细分为“民族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national)和“民族作为记忆”(the national as memory)两种理解路径,其中“民族作为记忆,强调的是在一个后社会全球语境中,民族社会之集体记忆的形式和用途,民族自身就是在记忆中并经由记忆被构造的一个链接和一种经验。而民族的记忆则是为一个既定的民族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时刻及其历史”(Poblete 93)。与国家记忆相比,民族记忆包含了民族的历史和传奇,融汇了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反映了民族语言及文化,是有情感倾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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